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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鬧衙紀(1)

一代大俠，放刁司衙　民國不見，只見中華 　　我從三十六年前（一九六二）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後，自此訟性大發，打官司變成家常便飯，前後出庭幾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發人、或代理人，進出法院，自己幾無寧日，而敵人與法官更無甯日。三十六年來打的官司之多，已難畢數，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臺灣偽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來衙門欺負老百姓，本是常態。但這一常態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極配合，也有以致之。換句話說，一方面衙門欺負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負，逆來順受，這樣子搭配，才完整構成這一欺負的作業，而令大官人私心竊喜、獲得快感。 　　如果被欺負的一方，挺身而鬥、據理力爭，不甘被欺負，而要跟衙門斤斤計較、糾纏不休，則衙門未必勝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償失。鬥爭到最後，衙門之頭可灰、大官人之臉可土，而吾濟「刁民」之一口鳥氣，亦可稍吐于萬一矣！我生平是深信這種鬥爭哲學的，我以做「刁民，為榮。每遇到衙門找麻煩，只要是於法有虧、於手續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煩找回去。問題是一定得找到機會才好動手，好在國民黨壞事做得多，機會是不愁沒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冊，可是國民黨查禁了九十六冊，查禁法令，種類滋彰，或根據「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或根據「出版法」、或根據「戒嚴法」、或根據「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不但弄得我們眼花鐐亂，連他們自己也眼花鐐亂，尤其在下級執行人員執行時，更是眼花鐐亂。就在這種眼花繚亂中，在幾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慣性」下，一個機會來了。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中《五十·五十·易》上下兩冊，其中下冊經警備總部以「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云云為由，予以扣押，井通令各級學校、員警機關…… 　　等有關單位，清查報繳；但該叢書上冊，卻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級執行人員卻弄不清楚，索性見書就查，以致該叢書上冊，也難以倖免，一併由臺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據，滿載而歸。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我由龍雲翔律師代理，向臺北市政府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書」，告訴他們：「正因為貴衙門有關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強迫手段，違法扣押未經查禁之書籍，致使請求權人所發行該叢書『上冊』除被違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餘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陳列出售，妨害請求權人發行、出售之權利，損害請求權人可得預期之利益陸仟玖佰零壹元（內舍己扣押四十六本書價陸仟玖佰元及未扣押部分優待為壹元）。」臺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損害賠償請求書」後，自知理虧，且知我來者不善，決定屈服。乃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法規委員會召開協議，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遜代，另有新聞處趙鵬科長等，一共五位，與我達成「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協定記錄」，確定「本府部分執行人員誤扣上述叢書上冊屬實，本案本府有賠償責任」。八月二十九日，開出損害賠償國庫支票「陸仟玖佰零壹元」，其中陸仟玖佰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現；壹元部分就是優待的罰金，於是我領走了有史以來第一宗的此類政府賠償，大獲全勝矣！ 　　在臺北市政府被我罰過一元後，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罰它一元。全部經過，比罰臺北市政府還精彩。一九人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出版了《我給我畫帽子》一書上市，高雄方面，由鹽埋區大仁路一四一號孫慧珍代為銷售。不料到了六月二十七日，有警員王聰琰者，跑來查扣，並出具編號第0三九三三四號「高雄市政府取締違法出版品錄影節目帶三聯單」一紙，以資證明。因為這本書並沒查禁，這下子被我抓到機會，遂在八月十日，去函國民黨高雄市長蘇南成，指出：「因臺端台南市長任上，本人曾寫文章揭發臺端為『臺灣第一不要臉，，全市譁然，議員且紛紛以臺端無恥為詢。今日臺端走馬高雄，自然有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教唆下屬王聰琰、非法扣押上開書籍、妨害本人依法發行權利之嫌，顯已觸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百零四條之罪嫌。又臺端身為公務員，于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不法侵害本人發行之權利，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及第六條規定，應由臺端之衙門負損害賠償責任。」蘇南成收信後，龜縮不復，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我由龍雲翔律師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書」，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後，自知無法再賴，乃於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簡報室召開協議，賠償義務機關代理人廖兆祥、參加協議機關代理人李文錦、法制室代表黃章一、新聞處代表王硯青等，一共多位，與我達成「國家賠償事件協定記錄」，確定四項：「一、警員王聰琰因于74．6．27過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給我畫帽子》乙書，所開具三聯單0三九三三四號應予撤銷。二、查扣之書貳本，已於74．7．12返還書攤，免予賠償。三、本府同意象徵性賠償請求人新台市壹元。四、本局已主動將警員王聰琰調職處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謂「案例教育」，是員警界的術語，指具體發生的個案，該案性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員警注意，因而編成案例，在各級員警流傳，以為教育之謂。這一條協定的達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糾纏不過，被迫答應的，當然使他們面上無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壓力，也只好照辦。事實上，我這「刁民」，也有寬大的一面。因為協議當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來「肇事」警員王聰琰，當場命他向我報告經過並問我對他的處分是否滿意。王聰琰是個大塊頭，滿面羞慚，查起書刊來生龍活虎，對簿公堂來就語無倫次。我得知他已被調職處分，從鹽埕區肥缺改調到市警局看門後，就宣佈：「我寫的書，九十多本都給查禁了，員警執行查扣時，難免弄不清楚，因而見書就查扣，王警員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我想不必進一步處罰他了。」幾線幾星的在場警官，認為我通情達理，王聰琰也向我鞠了一躬，於是在哈哈一笑中，結束了協議。不過，在如何交付壹元的技術上，出了問題，據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民眾日報》登，高雄市政府對於賠償李敖事件，「對於這塊錢是以現金給付或是開具市庫支票給付，市府投鼠忌器，大傷腦筋。」據我的朋友黃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內部為賠償李敖曾起爭議，但李敖堅持按照「公庫法」第十五條「應以支票為之」的規定，拒收現金，所以最後才硬著頭皮開出了壹元面額的「國庫支票」。這張支票，我後來送給鄭維幀了，高雄市政府一連多年還要每年登報召兌中。當然它永遠不會去領取，它永遠是一張戰利品，長存在民間了。 　　在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連番被我逮到，相繼被一罰再罰後，我的生意愈發昌隆了，運氣真好，台中市政府也被我逮到了，並且精彩勝過南北合呢！故事是這樣的：一九八七年六月二二日，我接到媽媽張桂貞台中一中同事張佩華的快信，告訴我有軍警憲及情治人員一大批，趁媽媽在國外探親之時，在頭一天找鎖匠開鎖，進入她在台中一中的宿舍，搬走大量書籍，我收信後，在六月二十四日趕到台中，料理善後，我訪問了鄰居、派出所主管、裡長，瞭解了當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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