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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殷鑒紀(2)

……本年上學期末，各校發現一種宣言，不知是哪兒來的。宣言的內容主要的是批駁費正清等在美國國會證詞，說他們「助匪」、「犯罪」。照我看來，這篇文章可算官方雇用文入的寫作精華。彼等立論，完全是從一個政權的利益出發，罔顧世界大勢。其實，費正情等人的言論，意在保全臺灣。臺灣這個小島，若不是美國第七艦隊保衛，恐怕早在一九五0年便「陷共」了，還有什麼「反攻」空話可說？複次，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簽名」，實際則為一「忠貞檢查」。在臺灣住了十幾年的人，面對這一簽名運動心裡都有數，如不簽名將被疑為不忠於某黨政權，這樣的人將蒙種種不便，甚至有打破飯碗的危險。在臺灣這種形態的絕對主義的統治之下，誰不怕麻煩？在臺灣這個飯碗難找的島上，誰不怕打破飯碗？ 　　於是而有一千四百位元文化工作者簽名的盛舉。我因為一方面認為那一宣言的內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惡那種「間接強迫」的作風，所以拒絕簽名。後來校方一高級黨務人員親自來舍勸簽，仍然被我拒絕！ 　　於是，多年累積的問題爆發了！ 　　殷海光說「一千四百位元文化工作者」的抗議宣言「不知道是哪兒來的」，但在十三年後，「哪兒來的」終於水落石出。一九七九年三月，國防部總政治部屬下的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紅皮燙金的《慎師七十文錄》，是慶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專集，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後，才疑團盡解。胡秋原在序中回憶： 　　我是一個幾乎沒有所謂「社交」生活的人，與黨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個人的往來，所以我與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識。 　　一九六二年，鄭學稼先生和我因為一個同我們兩人有投稿與書業往來的書店，在所謂文化論戰後忽然對我們兩人先後送紅帽子，我們便先後對那書店及其作者提出誹謗案之訴訟，法院合併審理。這種官司在中國原很少見，所以開始之時旁聽的人不少。當時一般朋友對鄭先生與我的批評大抵是「修養不夠」，「不上算」，甚至於說「好事」；只有三個人同情我們的遭遇，經常到法院旁聽，這便是任卓宜、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們兩人的老朋友，徐先生則因我而認識鄭先生，曹先生那時與鄭先生在國防部的一個研究部門同事，他是因鄭先生而去，於是我在法庭開始認識慎之。 　　這一透露，告訴了我們：在胡秋原、鄭學稼告文星的訟案一開始，曹敏便以與鄭學稼「在國防部的一個研究部門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說： 　　當官司尚在進行之時，到一九六六年，美國國會為越戰舉行聽證，費正清、巴奈特趁機主張討好中共以解決越戰。有一天，慎之邀約我和學稼、高阮三人，主張寫一封對美國人民公開信，結果有一千數百人簽名的公開信在《紐約時報》發表，一時發生相當大的影響。此我與慎之合作之一事。 　　這一透露，又告訴了我們：「當官司尚在進行之時」，曹敏已經「邀約」胡秋原、鄭學稼、徐高阮共同合作為國民黨秘密搞文宣。據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聯合報》，當時新聞局長沈劍虹曾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報告施政說：「臺灣學人教授一千六百餘人駁斥美國姑息分子費正清之流的謬論，曾於五月發表《致美國人民一封公開信》，已由『新聞局』譯成英文，現已洽妥《紐約時報》，于近日內連同簽署者一千六百餘人名單在該報刊登／可見國防部總政治部黑勢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業，然後叫行政院新聞局到美國報上買廣告的程度！胡秋原說他們「寫一封對美國人民公開信，結果有一千數百人簽名的公開信在《紐約時報》發表，一時發生相當大的影響」。事實上，「一時發生相當大的」，不是影響而是醜聞。因為一千六百餘名學人教授的眾口一聲，適足反證了這些知識份子的被強姦。正因為是被強姦，所以失格的學人教授們，也就亂簽一氣，一千六百人中，因為在各校兼課而見名就簽，以致光「簽名重複」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靜安、鄭小傑、盧英權、林碧滄諸教授，大名都出現兩次，如此醜聞，真是今古奇觀也！由簽名事，參照文星被封殺，在封殺作業中，由王升主持的「國防部總政治部」，是媒孽最深的首席機構。當時文星的敵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學人，其實骨子裡卻跟王升這些大政工掛鉤，同幹這一票「文武合一」的摘星大業。當時因為事涉機密，流傳出來的內幕有限，所以無從深究。直到胡秋原事後自己這樣透露，才真相大白。 　　王升本人是沒有文化水準的下三貨。林正傑的《前進》雜誌馬屁說他是正統軍人出身，這是美化王升的說法。事實上，王升只不過小學畢業外加受訓不足六個月的卑鄙小子，所以他的招朋引類，也就是「武大郎玩夜貓子——什麼人玩什麼鳥」式的，他所欣賞並重用的大將曹敏，還不如王升念過小學，他根本沒進任何正式學校。他在一九二六年混跡北伐隊伍中，辦黨。抗戰勝利後，辦黨報。離開大陸後，逃到香港做小生意。一九五一年來臺灣，一九五二年到政工幹部學校教書，見寵于王升，自此扶搖直上，伊然學術與政治之間人物矣！胡秋原等從曹敏這根線上攀王升，完成「文武合一」的掛鉤，這種人是什麼水準，可想而知矣！殷海光因文星而被胡秋原等迫害，一千六百人簽名事件只能算是迫害中電影手法的「遠景」，因為這一甄別「忠」與「不忠」方式，受害者不止殷海光一人，但是對殷海光個人的文字圍剿和台大出局，卻是電影手法中的「特寫」、「大特寫」。受害人首當其衝者，則是殷海光。殷海光說國民黨迫害他是「用一種十分複雜和隱閉的方式，不易觀察到」，確是事實。當時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文字圍剿，卻不知道骨子裡胡秋原等的勾結國民黨大璫頭，動用官方的特務政工力量，整垮文星、鬥垮殷海光的作業細節。如今殷海光墓草久宿、王升垂垂已老，年過九十的胡秋原自忠貞分子、反共大將一飛而直上北京矣！人世變化之奇、政海波橘之異，反反復複，有如是者！ 　　在殷海光被迫離開台大之際，教育部去函台大，調虎離山，擬聘請殷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委員。殷海光很困惑，特來找我商量，他表示「不該不勞而獲」，也「義不食周粟」。 　　我說：「不錯，一個人不該不勞而獲。但按照憲法第十五條，人民有生存權、工作權，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機會、有工作機會的前提下，才能談正常的不該不勞而獲的道理與道德。如果環境不准你有適合你的生存權和工作權，在這樣畸形的環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也情有可原。陳獨秀到死還拿政府的錢，可是何礙其為陳獨秀；魯迅到死也還拿政府的錢，可是又何礙其為魯迅！不拿當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嗎？至於你說『義不食周粟』，這種道理在伯夷叔齊時代就站不住，們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逃到首陽山，『采蔽而食之』，但他門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蔽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卻吃周朝的蔽，這是哪一門子的邏輯啊！何況所謂周粟，也不是什麼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膏而已，還談不上是國民黨之飯也！」我這一番話，把殷海光說得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是雄辯家，他知道我故意站在他的立場為他講寬心的話，他知道我李敖真的是「義不食周粟」那一派，當然他知道我「義不食周粟」，有我的本錢——我還年輕，我比較靈活，可以「做點小生意謀生」。殷海光連「做點小生意謀生」都不及格，因為殷太太做點裁縫工作，他都要來個二價，這種頭腦，又怎配做生意呢？ 　　至於殷海光的生活收入，所遭到的困難尚不大嚴重。在《自由中國》時代，雷震給他滿好的待遇；《自由中國》以後，我自文星給他大力的支援。費正清到臺灣的時候，約我陪他·去看殷海光，後來在南港請殷海光同我吃飯。因為殷海光曾向我表示希望美國有學術機構幫助他，我側面問費正清可否設法，費正清說，他已對殷海光有幫助。這事我頗不快，我向黃三抱怨說：「老殷的為人我實在要罵他，他拿了費正清的研究費，卻對我們不吭氣，害得我們還拼命替他設法，這算什麼！」，我雖然大力支持殷海光，但對他的為人，卻總是以看一個不通人情的高級書呆的眼光來給他定位。他並非全無心機與權術，但這種心機與權術，總是湖北人式的，格局甚小，所以我始終不怎麼喜歡他這個人。雖然我對他的蚊龍氣質與文字上的才華很佩服，並且為了散佈並延續這種氣質和才華，盡了沒有人能比得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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