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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光中也是文星時認識的朋友，此人是王安石看不起的。「福建子」為人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但聊天時滿有趣，尤善巧思。他為人最喜招朋引類、結黨營詩，我在文星時，他極力拉攏我，邀我參加師範大學的「現代詩朗誦會」，奉我為貴賓，介紹到我時，人人爭看文化太保真面目，掌聲之大，任何人不能比。事後詩人夏青說：「他這種散文家這樣受歡迎，我們下次非讓他也朗誦幾首詩不可！」余光中又拿梁實秋和我的文章在師大的翻譯課班上試由學生翻譯，試驗結果，認為我的文章比梁實秋的容易譯，換句話說，語法比梁的西化得多。他又約我到他課堂上講了一次演。凡此種種，都是刻意交好的動作，後來文星被官方封門，勢利眼的余光中也就見風轉舵。最不該的，是他明知文星被勒令停業，他在香港談話卻說文星結束，是經濟上的原因、是經濟上的經營不善！他對國民黨政府的血手封店，不敢置一詞，反倒如此曲為之諱，真是太沒脊樑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豈有啞巴纓思？》他不敢說真話，至少也該啞巴一下，別說假話，可見「啞巴纓思」，亦未易為也。為了報復他的可惡，近二十年後，我受蕭孟能太大朱婉堅之托，到法院告余光中違反著作權，為了他把賣斷給文星的著作一物兩賣，在法院，余光中狡賴說所謂的文星書店只以出版一次為限，事實上，若只以出版一次為限，即付「三千元」，當年余光中尚無此身價！ 　　余光中這種自抬身價以為狡賴的方法，在我代朱婉堅控告滿臉買賣人相的蔡文甫時，也同樣發生過。蔡文甫竟說他當年跟文星簽約，是「不平等條約」，我在法庭上斥責他，說： 　　「當年簽約你蔡先生又不是小孩子（那時他實年三十八歲）、又沒有心神喪失、又沒被暴力脅迫，契約如有不平等，你為什麼要簽？何況那個約，比你們現在九歌出版社跟作者的約，在許多地方，還對作者有利得多，你說不平等，是什麼意思？當時買斷你的大作，付了你三千元，那時一幢新公寓才不過十二萬元，三千元不是小數目，如果說有不平等，我看該是文星根本不該出那三千元！其實一塊錢都不必付你，你也會高高興興給文星出書，因為你當時尚未成名，一登文星，身價十倍。如今你這麼『有名』啦，也該想想當年文星捧你有功吧？也該回饋回饋文星書店負責人蕭太太吧？可是，你出了文星的書，甚至禮貌上都不送蕭太太一本，我給你的存證信你也悍然不回，今天還說什麼不平等的話，你可真好意思！你現在也是開出版社的人了，假如有一天，你的九歌也像文星一樣，被政府給關了門，作者們這樣對你，你願意嗎？」我這番後，說得蔡文甫面紅耳赤，完全不能回嘴了，余光中的情形，也大率類此。 　　文星為余光中出書時候，他親筆寫自吹自擂的廣告詞，自道：「中國文壇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詩人、散文家和翻譯家。減去他，現代文藝的運動將寂寞得多，他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忙得像和太陽系的老酋長在賽馬。」如今他簽下與文星這種約，真不知該怪右手還是該怪左手，《新約》中說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幹的事，理論上反之亦然。但兩手相互間縱不知情，簽約者必居其一，總不能不認帳也！十六世紀英國總主教克蘭默（ThomasCanmer），在被火刑處死前，曾譴責他的手，說他手寫了大多的違心之言，而該先遭火燒（「……I have writen many things untrue.And forasmuch as my hand offended，writing contrary to myheart，myhand shall first be punished therefore；for，mayl come to the fire，it shall be first burned．」）。有的歷史沒記載總主教怪自己的右手還是左手，四百年後如時光倒流，只有余光中能現身說法、提供解答了！基本上，余光中一軟骨文人耳，吟風月、詠表妹、拉朋黨、媚權貴、搶交椅、爭職位、無狼心、有狗肺者也。他開會開到外國去，在加拿大參與國際筆會，大會關心大陸被捕下獄作家，余光中與焉。令人奇怪的是，當臺灣被捕下獄作家在牢中的時候，余光中為何不關心？會喊。「狼來了」的他，卻為何為虎作悵？至於筆上寫「天安門，我們來了」的詩人，卻在臺北景福門納福，且為詩拍蔣氏父子馬屁，更證明此人是勢利中人，絕無真正詩人的真情可言也。 　　余光中介紹一個人，叫王敬羲。梁實秋跟我講了一個笑話，他說每次王敬轟離開梁府，都要偷偷在門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實秋一直裝做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氣地自動招出來，他說：「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嗎？」梁實秋答道：「我早知道，因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儈，可鄙而已。在蔣介石下令撲殺文星時，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雖擴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機中飽，卻是實情。他向我約槁，我寫了一本《借古不諷今》，愉裝在茶葉筒裡，由一香港來的女作家攜出臺灣，他印出來了，卻一文不付版稅。我被捕後，他在《南北極》雜誌有以聲援，可以肯定。但從我複出後，他卻一路造謠，竟說國民黨有意把李敖放出來了，又在蕭孟能誣告我的案子中助蕭為虐、落井下石，種種行為，十足是文化小人。他又盜印柏楊的書，雖中飽版稅，但在柏楊出獄後向他討錢時，他卻給了柏楊一些，大概是勾引柏楊老婆後的內疚吧？柏楊做了王八頭而不知，還感謝王敬羲呢。我們深知內情的，都忍不住竊笑。 　　在文星時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洋洋得意他說他在《聯合報》寫「玻璃墊上」，「一連寫了十多年，還不出事，可見段數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備總部，是何道理？…我說：「何凡啊！你還好意思說嗎？你獨佔專欄地盤，有別人享受不到的好機會，有這麼大的宣傳媒體，你整天寫的，上限不過大官的白眼，下限不過公車的黑屁，然後就是誰跳多高、誰跑多快、白菜蘿蔔多少錢一斤。……你十多年來，沒把言論自由的尺度寫寬一點點，沒給警備總部這些大老爺們施以一點點教育和教訓，你不覺得你失職嗎？你還好意思這麼得意嗎？」何凡雖然討人厭，但他大太林海音卻很好。她主持《聯合副刊》時，我曾投稿，有的用了有的不用。她雖然膽子不大，但比起後來政工系瘂弦之流來，卻高明寬大得多。 　　她在文星後期，到我家看我一次，也預約過我的告別文壇十書，此後就不敢再和我來往了。十多年後，我出獄歸來，在路上一遇，聊了幾句，再見面時不幸已對簿公堂——我代蕭孟能太太朱婉堅追究版權，告了多人，她也在其中。」她在法庭上遁同說：「她所以沒通知蕭太太，因為找不到她。」我說： 　　「蕭太太過去有錢的時候，你們為什麼找得到她呢？」林海音為之語塞。無論如何，林海音是位不錯的朋友，雖然我們早就「幽明異路」了。 　　我代朱婉堅追究版權的官司，在法院方面全這當然和國民黨的司法黑暗有關。不過在一片黑暗中，我倒看到一幅光明的畫面，那就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民生報》來訪問我時，做記錄的一位元小女生徐開塵。她進我家門時，一片清秀脫俗、神韻飄逸，使我眼睛一亮，我一邊接受訪問，一邊偷看她，她真耐看！習慣上，我看到漂亮女人，都一邊看一邊挑她的毛病、找她的缺點，以便不再留戀，但這小女生卻挑不出毛病，並且愈看愈有餘味。此後幾年，這小女生和她的同事邱海岳、林英哲等，與我聚餐過幾次，每次聚餐，我都忍不住要偷看她幾眼，非常舒服。有一次在敦化南路碰到她，我說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她說打過一次你不在，我說為什麼不打第二次，她笑而不答——她的笑，可愛極了。又過了幾年，我從凱悅大飯店出來，看到基隆路對面有人一再向我揮手，我過馬路一看，原來是這可愛的！旁邊有兩位她的同事。我半開玩笑的點破，我說你知道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對你單戀嗎？她又笑而不答——她的笑，可愛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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