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李敖　>　李敖回憶錄　|　上頁　下頁

18.前程(3)

我做「善霸」，一生恩怨分明，有恩必報、有仇必報，絕不「算了」。我常說有仇不報的人就是忘恩負義的人，因為這種人是非不分明。我一生中，對三個忘恩負義的人，都予以教訓，三人都被我「寫書伺候」以代「大刑伺候」過。他們是柏楊、林正傑、彭明敏。我有恩于柏楊，他受難時大力救他，我自己後來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方恨我義助柏楊。他出獄後疑神疑鬼，懷疑我與他前妻有染，因此對我不由分說，徑行恩將仇報。高信疆透露此事給我，我對柏楊大為光火。我憤憤對信疆說：「柏楊也許可以懷疑我李敖的道德標準，但不可以懷疑我李敖的審美標準。——柏楊的前妻很多人覺得很漂亮，但根本不是我喜歡的那一型。」我又憤憤說：「美女是最後知道自己老去的人；明星是最後知道自己過氣的人；王八是最後知道自己老婆偷漢的人；……」信疆一再勸慰我，我餘怒未息，寫了一本《醜陋的中國人研究》拆穿柏楊。至於林正傑，黨外時代我有恩於他，我幫他第一本黨外週刊——《前進》打天下，幾十萬稿費，一文不要，他因此有錢買了房子。後來他為了政治目的，竟勾結起連聯考程度都不足的手下國民黨情治人員聯手造謠，誹謗起「李大哥」來，被我一面寫書予以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還鼓舞並協助「同好」一起拆穿，一面告到法院判刑。十年以後，他為林洋港助選，還請我吃了一頓飯，對過去的冒犯，他自知理虧，面有慚色。至於彭明敏，我在臺灣人受欺壓時代，曾為他仗義。因他坐牢，他自述那段與我罕為人知的患難交情後，曾經寫道：「我受難期間，他（李敖）對我那份厚情和義俠，永銘於心，至今仍時時回念感謝。」但是，二十多年後，在「臺灣人出頭天」後，他卻出書刪去了李敖，把「厚情和義俠」的外省人出了局。對如此忘恩負義之人，我寫了一本《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拆穿他。或間如果時光倒流，我是不是還會幫助這三個人，我的答覆是還會，因為當年對他們的義助，是基於打擊國民黨政府的不義，是基於同情與人權，而不是冀望有什麼報答。但按人間常理，助與被助之間，施者固然一無所求，受者卻當感恩懷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懷德，反倒恩將仇報，這就未免太逸出人間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祿亦弗及」之外，居然還被他幫過忙的人倒打一耙，這恐怕縱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這口氣，要寫一本書拆穿拆穿了。 　　其實，對忘恩負義的朋友施以教訓，對我只是小焉者也。我真正的主力，主要全鎖定在敵人頭上，在我不勝枚舉的著作中，從《孫中山研究》到《蔣介石研究》、從《拆穿蔣介石》到《清算蔣介石》、從《國民黨研究》到《民進黨研究》、從《蔣經國研究》到《論定蔣經國》、從《共產黨李登輝》到《李登輝的真面目》。……這方面的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還鼓舞並協助「同好」一起拆穿，李世傑之於《調查局研究》、《軍法看守所九年》。曾心儀之于《孫立人研究》、《孫案研究》、大風（潘君密）之於《新官場現形記》、沈醉之於《軍統內幕》、程思遠之於《政海秘辛》、唐德剛之于《李宗仁回憶錄》、王小癡之于《三毛三部作》、司馬既于劉心皇之于《蔣介石國大現形記》、萬亞剛之于《國共鬥爭的見聞》、宋希濂之于《鷹犬將軍》、汪榮祖之于《章太炎研究》、謝聰敏之于《談景美軍法看守所》、谷正文之幹《安全局機密檔》。……種種努力，真可謂「無隱之不搜、無微之不續」，蔣家天下碰到我這種死對頭，可真生無寧日、也死無寧日了。 　　口誅筆伐之外，打官司也是我特有的癖好之一。被我告過的人，官職從「總統」到「五院院長」、官衙從臺北市到台中、高雄市，全都無所遁形，國民黨中常委、國民黨立委、國民黨大特務、國民黨市議員、國民黨教授等等，無一不告。我如此惹起官司，事緣三十三年前我被國民黨大員胡秋原告到國民黨法院，從此便一路「過堂」、「聽審」、「驚奇』、「拍案」，高潮迭起，幾無寧年。個人也由「被告」而「原告」、由「小民」而「刁民」、由「自衛」而「衛人」，由「衛人」而好管閒事、為弱者打抱不平。於是跟國民黨司法黑暗的前衛人士起了衝突，不論是法官汙吏、不論是禁子牢頭、不論是司法長官法務部長，一干人等，都在我「點名批判』之列。三十三年間，為真理、為正義、為自己、為別人，我打了太多太多的官司，與法官一千人等衝突幾十場，出庭幾百次，下筆幾十萬言，好訟之性，自少到老；是非之爭，老而彌堅。堅挺之餘，特在六十一歲大壽前夕，多場官司纏身之日，編出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聊以為快意恩仇。這本書，共「點名批判」法官等司法人員四百五十人，像放榜一樣，真是洋洋大觀。我堅決相信：只有「點名批判」、「公佈姓名」的辦法，才能使法官知所警惕、無所遁形，進而形成外壓力，促成司法的改革。否則法官失職，人不知鬼不覺，判決下來，只知道是「地院判決」、「高院判決』、「最高判決」，人們只能歸罪法院，而不能揪出法官，這樣認店不認和尚，絕非良策。須知法院是空的，法官是實的。只有緊迫盯人，才能找出病原所在。——壞事畢竟是人幹出來的，不把人鎖定，譴責房子又有個屁用喲！同樣的手法，我也用「點名批判」、「公佈姓名」法對付臺灣有頭有臉的各界人物。我寫「八十五位混人花名錄」，把要以「中華民國」之名重返聯合國的八十五個「立法委員」名字一榜及第，統統公佈；我寫「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把支持並推薦民進黨尤清當臺北縣縣長的一百六十二個「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教授名字一榜及第，統統公佈。……這種下筆氣勢，可謂古今所無。 　　關於我好訟性格，有一段有趣的記錄。1987年5月7日我有日記如下：「今天上午在地院十七庭開控司馬文武等八人庭。司馬文武說李敖寫文章也有罵人的話，推事黃德賢說：『那是另一回事，別人可以告他，與本案無關啊。』司馬文武說：『可是，沒有人敢告他。』」——為什麼沒有人敢告我？因為告了會進一步惹得滿頭包。本來只被李敖罵一次的，因為興訟，反倒挨更多次罵了。跟李敖糾纏，是得不償失的。至於好訟是勝是敗，我倒一直是以「成固欣然、敗亦可喜」的心態打官司的，我反正站在正義的一邊，法官苟有異數，同我一邊，是為「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邊，但他們的判決書可以被我遺臭萬年，留為歷史活證，這也不錯，是謂「可喜」。打官司對我是「正義的娛樂」，既是「娛樂」，就要高高興興去面對，不能慪氣啊！ 　　有一次，黃。冶告訴我，閻愈政說過一句名言：「李敖是全臺灣最快樂的人。因為他獨來獨往，高興罵誰就罵誰，就能罵誰、就敢罵誰、就毫不顧忌任何人地罵誰。他沒有老闆、沒有上司、沒有朋友，又一筆在手六親不認，多痛快啊！李敖是全臺灣最快樂的人。」我聽了，哈哈大笑，我說：「真是如此。史達林說經過精密作業後把敵人一下子打倒，是人生至樂，我看我在爭是非與真理的過程上，也有這種心境。打倒敵人是人生快事之一，你的敵人顛倒是非、歪曲真理，你把他拆穿，把他搞得灰頭土臉，小李飛刀，千刀萬里追，多開心呀！」有人問我：「你有這麼多敵人，並且每天寫文章結新怨，每月按幾何級數增加敵人，到底有苦惱沒有？」我說：「苦惱倒沒有，困惑倒有一項，就是不知誰來殺我也。我跟胡茵夢離婚後，有人匿名打電話來，說：『李敖，你這不要臉的愛情騙子，我要殺你全家！』我說：『我全家只有我一個人。』他說：『那就殺你一個人。』我說：『好呀，你就去排隊吧！』」 　　「管子」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我年紀愈大，愈覺得這段話中最後一個字出了毛病。我覺得「終身之計」，實在不是樹「人」，而該是樹「敵」，該是樹立一大票敵人跟在你屁股後面。你要使自己像一顆彗星，掃把後面是尾隨的一大片雜碎，那片雜碎無他，彗星之敵也。在以不得罪人為得計的「中國鄉願」人士看來，我這種怪想法，實在不通，實在跟自己過不去，其實不然。事實上，樹敵有樹敵的快樂，其樂有時在交友之樂之上。並且交友之苦的流弊，也可以完全避免。我這樣想：像我這樣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為職志的人，廣事交遊恐怕是一種禍害。一來我沒有太多餘力同朋友攪和，二來在許多情況，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妨礙。當我堅持是非與真理的時候，往往跟朋友發生衝突，或者破壞了朋友的公共關係、人際關係，這樣一來，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沒有這種心理負擔；如果四面皆敵，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幹特幹，這樣多好！就在這種心境下，我慢慢變得以交友為苦，以樹敵為樂。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