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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前程(2)

那時我在《文星》推動現代化，其中專案之一是扒糞運動——扒高等教育的糞。1963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第七十三期發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狀」首開先河，先攻擊台大；1964年5月1日，轉向輔大，第七十九期刊出孫智囗透露、孟祥柯（孟絕子）執筆的《從一巴掌看輔仁大學》，高潮迭起。刊出後，我同方豪吃飯，兜他寫點輔大的文章，因為我相信他近水樓臺，一定有內幕檔。方豪聽了，義正辭嚴地正告我：「我是神父，我怎麼可以這麼做？」我說：「臺灣好擠——啊！」我故意拉長了「擠」字的聲音，方豪頓時面色大變。我說：「一、我保證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二、我和你一起寫，文章也有我寫的部分；三、不論出了什麼事，我自己一個人擋，絕對與你無關。」我又說：「老師想想看：田耕莘他們從大陸到臺灣，『乞丐趕廟公』，把臺灣的地方教會都給奪了權，你們怎麼忍得了這口氣？教會這樣黑暗，這種黑暗，又侵蝕到高等教育裡，老師怎可以不說話？天下壞事的造成，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壞人做壞事，一個是好人容忍、坐視，甚至默許壞人做壞事。做好人是不夠的，得做奮鬥的好人才成。所謂奮鬥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來向壞人作戰、向惡勢力作戰、向腐敗和愚昧作戰。向老朽和開倒車作戰、向頭腦不清的混蛋作戰。奮鬥的好人不會背後袖手歎氣，不會關著門埋怨，不會悶著頭給壞人欺負或看壞人欺負人，奮鬥的好人總該發揮打擊力出來。今天我勸老師寫點東西，目的也無非在此。」方豪聽了我的話，終於心動，他同意寫一篇，不過要附加一個條件，就是文章底稿最後要還他，我笑了一下，同意了。文章果然來了，標題是《從三檔看輔仁大學文學院》，我把它加進我寫的部分後，以「沈沉」的名字，發表在1964年9月1日的《文星》第八十三期上。這篇文章一出，無異把一顆原子彈丟在天主教頭上。田耕宰等立刻開緊急會議，追究教會內部文件怎麼洩漏的？並追究作者是誰？與會人士不假思索，一致斷定非方豪莫屬，於是立刻把方豪找來，由田耕莘親自審問。方豪死不肯招。田耕率要他在聖母面前跪下發誓，方豪撲身便倒、脫誓而出，仍舊矢口否認。田耕率大罵他發假誓，方豪被逼無法，心生一計，說請到《文星》去查，如能證明是我寫的，我就甘服。田耕宰認為有理，就決定派人去查。但《文星》有李敖在，李敖是何等剽悍的人、豈是易與之輩？於是商量一陣，決定派徐熙光神父來「掛銅鈴」。徐神父透過一位元認識我的朋友先打招呼，然後就單獨到我家裡來。 　　寫到這裡，先要插播方豪。方豪自從在田耕宰那邊虎口餘生後，落荒而走，氣急敗壞找到我。我安慰他說：「我不是有過保證給你嗎？我保證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論出了什麼事，我自己一個人擋，絕對與你無關，你還怕什麼？」他說：「我當然相信李敖最夠朋友，只是這回我給嚇壞了，特別來看看你，通知你他們會找你，你有個準備。此外，我還有個要求，希望你幫忙。我想請你在報上登個啟事，聲明一下這篇文章是你寫的，與某神父無關，不知可不可以？」我說：「凡是對你有利的，你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要我怎麼做就怎麼做。登啟事可以，你說怎麼寫，你擬稿，我照發就是。」方豪大喜，立刻擬了稿子，並要求由他親送《聯合報》，我給他登報費，他不肯收，就這樣的，「李敖啟事」便上了《聯合報》。 　　徐神父出現了，賓主坐定以後，他說：「李先生是乾脆的人，我們打開天窗說話：教會方面，斷定是方豪幹的，方豪品行不端，我們不會錯怪了他。不過，為了證據齊全，我們還是找到《文星》，請李先生開一證明，證明作者是誰。」我說：「不管作者是誰，《文星》沒有義務答覆你們。」他說：『當然沒說義務不義務，只是來請你們答覆。」我說：「請也不行。」他說：「教會方面表示，這篇文章已構成嚴重的誹謗，很多人主張要告《文星》，一告的話，作者是誰，就可以告出來了。」我說：「是可以告出來了，不過作者的名字叫李敖。」他說：「李先生說笑話，這篇文章不是你寫的，是方豪寫的。」我說：「是我寫的，方豪寫不了這麼好。」他說：「我們相信是李先生改過的，增補過的，不過起草的一定是方豪，李先生不會知道這麼多教會的內幕。」我說：「只要你們告告看，你們就會驚訝我知道教會的內幕，遠超過你們的想像！你可以轉告田耕莘，我保證在你們告我的第二天，就公佈閉同性戀的神父名單——包括你徐神父在內！」徐神父一聽臉色大變，趕忙說：「哪裡的話，哪裡的話，李先生對我們全誤會了。田樞機派我來，絕不是通知要告《文星》的，哪裡會這樣傷和氣。……相反的，教會方面還準備送二十萬元現金給《文星》資料室，不要收據。教會方面決意要清除神父的敗類，所以無論如何要李先生幫忙。」我說：「二十萬是大數目，可是你們看錯了人。你請回去吧，告訴田耕莘，留著二十萬，去買別人吧！李敖不賣，也不幫忙！並且順便帶一句：文章是我寫的，可別罰到方豪，別冤枉了好人。方豪如受到教會的懲罰，我可不能沉默！」就這樣的，方豪安然過了關。輔仁大學大改組，頭目周幼偉下臺。周幼偉氣得要死，印了一本小冊子——「不得已而辯」大罵方豪，被田耕莘立刻下令收回，不許散發。周幼偉離開臺灣，不久就氣死了。 　　方豪驚魂甫定，同我秘密聚了一餐，誇獎我真夠朋友。真是男子漢，說話算話。我笑著說：「你何必這樣怕他們？讓他們給你開除教籍（破門律）算了，別做什麼神父了，討個老婆好過年吧！」方豪苦笑著說：「不行啦，我太老了！我若給逐出教會，就身敗名裂，一切都要從頭做起。我太老了！我沒有時間和勇氣去掙扎了！」我說：「無論如何，你總算做了一次奮鬥的好人，而不是什麼也不做的好人。」他說：「我再也不要做奮鬥的好人了！我還是做什麼也不做的好人吧！跟你一起奮鬥，嚇死人了！」我大笑。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點醉了。方豪的臉型在我眼裡有了變化，好像忽短忽長，像一條橡皮筋。酒醒後我想起：物理學上，橡皮筋在拉長時候，實際是受到了壓擠，受到了擠擠擠擠，溫度就升高了。所謂好人，又何嘗不這樣呢？好人其實是最膽小的，懦種的，偷懶的，偽君子的，逃避現實的，害怕壞人的，什麼也不做的，只會獨善其身不會兼善天下的。好人只會消極做好人，不會積極做好事。所以，好人其實是很不發熱的。如果把好人當成橡皮筋，把它壓擠，把它擠擠擠擠，它的溫度便會升高。可見我們這些「善霸」、這些李敖之流，有一個大用處，就是可以使好人做好事，可以誘好人做好事，可以逼好人做好事。由於我們的深藏，他們才可以顯露；由於我們的佈施，他們才成就了功德。 　　方豪在這一事件爆發以後，開始扶搖直上，1969年做政大文理學院院長，1974年當「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年當「名譽主教」加「蒙席」銜，1978年率團去香港參加聖文生慈善年會並在海外講學。……成為德高望重的好人；我則開始江河日下，被國民黨鬥倒鬥臭，後以叛亂罪判十年。那時方豪正在政大做文理學院院長，我從牢中寫信去，請他代賣我的部分藏書，錢給我母親。他同意了。不料書派人送過去，他又反悔。我大怒，寫信大罵他，並威脅出獄後要公佈「沈沉之事」。他怕了，寫信來說書雖無法代賣，但鑒於我乃孝子，願每月付我母親三千元，直到我出獄為止，我同意了。他果然守信寄來，我心中感謝，可是嘴巴不能軟，一軟他又會耍賴了。如今方豪早已魂歸天國，我懷念他，覺得真的方豪有兩個，一個是世俗的、神職的、公開的；一個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做了他多年的學生，我自信我能探入他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那連他自己都不敢承認的一面。我不願讓這一面的方豪死後埋沒，我若不寫，方豪就真死得太渺小了。 　　方豪的例子，證實了好人需要「善霸」逼他做好事，好人多是偽君子，如果雲龍契合，偽君子也會做出好事。我這種態度，才真真是「與人為善」。非但偽君子如此，甚至真小人真壞人也可以適時打造。我生平不怕同三八蛋合作，如果你厲害，使王八蛋無法施展他王八蛋那一面，他可能就變成一次好人，做出一次好事，「法門寺」中的宦官劉瑾，就是一例。 　　方豪事件的另一餘波是，徐熙光神父後來也跟我熟識了。他後來跟一家書店有財務糾紛，但對方有黑道勢力，他盼我幫忙討債。那時我正被警備總部二十四小時派人跟蹤軟禁，我想黑道最怕警總，我大可借力使力、以毒攻毒，就答應了。討債之日，對方果然有流氓現身，儼然武士刀出鞘模樣，我手一招，跟蹤在我背後的警總人員宣鳳林等立刻上前，亮出身分，大喝：「你們有話跟李先生好好說，我們是『保護』李先生的，你們亂來，就抓去管訓！」嚇得流氓鼠竄而去，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與徐熙光音訊不通二十多年後，章孝慈請我去東吳，消息傳出，台中靜宜大學也聞風而至，以聘書相招，聘書署名：「校長徐熙光」。我為之一笑，謝絕了他。後來陸嘯釗告訴我：徐熙光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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