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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二進宮」(2)

人犯在法庭過堂回來，要脫光檢查，管理員要查頭頂。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後、查腳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門，以防肛門中夾帶現金或煙毒，方式是人犯背對管理員，向前彎腰，以兩手掰開屁股，露出肛門給管理員看。平均一個管理員一個星期看過的肛門，比一位直腸科名醫一年看的還要多。有一次，我開中心診所的杜聖楷大夫的玩笑，我說：「杜大夫，你學什麼不好，為什麼要學直腸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夫開玩笑說：「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喜歡看屁股的人，實在可以來做臺北看守所的管理員，——可看的屁股可他媽的太多了！杜大夫真沒眼福啊！ 　　在書刊方面，看守所的查扣範圍是很寬的，凡是書名上有「刀」「槍」「劍」「戟」「俠」「欲」「冤」「仇」等等的書，一概查扣。王拓住在這邊的時候，有一次，家裡送來一套「戰爭與和平」，看守所的輔導組竟搞不清這是什麼書，只是覺得書名怪怪的，乃報請「高等法院」檢察處處理，「高檢」處皮球踢到「法務部」，「法務部」說「查禁書刊應以『查禁圖書目錄』所列者為准」，而要所方「自行核辦」。這一踢皮球的笑話，顯示了這些公務人員的程度。另外在報紙方面經常遭到切割後，才發給人犯（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其間有近五年的時間，甚至《中央日報》都不准看，所以根本不發生被切割的問題。雷震同我說，他坐牢可以看報，但是切割得很厲害，他抗議，監獄負責人說：「有問題的新聞你沒權利看。」雷震說：「就算你們說得對，可是你們一切割，背面那一塊沒問題的也給切掉了，那一塊我有權利看啊！」監獄方面沒辦法，就改用墨來塗，不再切割了。但所謂切割，只是掩耳盜鈴而已，重要的新聞，還是不久就可a「補」上。雷震舉例說：「李宗仁投共的新聞給切割了，可是過幾天看到白崇禧責備李宗仁的新聞，就可以推斷出那天被切割的新聞原來是什麼了。」臺北看守所最早也用塗墨法，但嫌動筆大麻煩，就動刀了）。 　　書報以外，看守所個把月會來一名教棍，來傳福音一小時。人犯們因為可趁機在通道地上坐一下，所以也就蜂擁而出，大唱「我主耶穌」一陣而歸。教棍來的時候，他們約我參加，我不去，問我為什麼，我說：「我就是耶穌！」（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軍法官審問，我一言不發，法官問我為什麼不說話，我說：「耶穌受審時，他也沒說話。」由此可見，我以做耶穌為常業，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穌也！到臺北看守所第二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穌感。耶穌跟強盜釘在一起，我則和強盜關在一起，這豈不更「感同身受」嗎？）教棍傳教以外，宗教活動就全憑個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說來，死刑犯信佛的比例較多，尤以急來抱佛腳的多。不過，也有毀佛的例子。一個人犯，盼望無罪，大信其佛，不料判決下來，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將佛像一丟，「幹你娘」起來了。另有一種教棍，信得也頗虔誠，滿口上帝，實在討厭，不過他們倒也頗能自得其樂，此宗教鴉片之功也。宗教對人犯的自欺，不無幫助，有時候，它有助於人犯情緒的穩定，雖然這種穩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煙。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掛上四個擴音器，在收封後，也來點音樂，最可怕。我算來算去，好像只有兩張唱片，所以反復總是那幾首歌，有《高山青》、《綠島小夜曲》、《夜來香》、《月滿西樓》、《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我不記得歌名的幾首，如《掀起你的蓋頭來》、如《太陽下山明朝還是一樣的來》。如《先生買一朵花呀》、如《情人情人我怎能忘記她》、如《東山飄雨西山晴》等。唱片也是老爺的，《綠島小夜曲》每播必在「水面上搖呀搖」個沒完，直到管唱機的過來一推，才有「姑娘飄呀飄」出現。1981年11月22日，有記者團來參觀，看守所為粉飾，亂買了一陣唱片，從早就大播特播，其中有《魂斷藍橋》，真會殺風景也。第二天清早，又特予重播，魂又續斷一陣。我出獄前一周，又改播《何日君再來》，我當然不信看守所所長朱光軍在作弄我，因為他沒有這種幽默感，大概只是巧合吧？ 　　如果平時這種播音算是娛樂的話，臺灣假日的就絕對不是。臺灣假日最可怕，一早就來了全套「愛國歌曲」，一路戰鬥與「梅花」不絕，要足足鬧一上午才停。除了罵劉家昌王八蛋，已別無他法。獄中人犯對所有假日都討厭，因為假日一來，接見受阻，放封停止，對人犯全無好處。放封就是出來運動。「監獄行刑法」第五十條明定「每日運動半小時至一小時」，但在事實上，卻至多二十分鐘，並且陰雨天氣也給取消。放封時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籃球，這種籃球，有二特色：一、沒有鞋，都是赤腳跑來跑去。二、死刑犯掛著腳鐐，照舊跑來跑去無誤，這兩幅畫面，令我難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參加了放封，走到放封場，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各路角頭流氓向我打招呼，並奔相走告說：「看呀！胡茵夢的丈夫！」——我縱橫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聲名蓋世，可是要蓋流氓界，卻只能以名女人前夫顯，名女人的確比我這名男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寫宋人的詞對自己說，這叫「散步出黑牢，滿樓黑袖招」！其實，說我在文化界聲名蓋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興大學念中文系的小屯，要查作家名錄，她翻看「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的《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剝，發現在九百頁的目錄中，胡茵夢占了一面，可是李敖連一行字都沒有。可見在國民黨欽定的名單中，胡茵夢是作家，而李敖連作家都輪不到，李敖之為無名小輩，可想而知矣！事實上，我雖對外吹牛，自己還是滿謙虛的，每次「忘了我是誰」而有自大狂的時候，我就想到兩個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東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個紙板走過來，要我簽名，我很高興，心裡想：「想不到這裡還有人認識我。」但女侍說：「我們老闆講過，每個客人都要簽名。」還有一次，我弟弟腸胃出了毛病，就介紹他到「新高原藥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兩位，一位是婦產科的，一位是腸胃科的，我認識的李大夫是腸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錯了，找到那位婦產科李大夫，告訴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點頭道：「李敖嗎？我認識她，她下個月就要生了。」 　　在住的方面，房長三點四公尺，寬一點八公尺，但這種空間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運範圍以內，因為通風管、洗臉槽、水缸、馬桶、鐵床、落地小櫃等等，已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塊塑膠地磚，走對角線每五小步，就得轉身，在裡面運動，專案要隨空間來決定，凡是橫式的運動，又左又右的運動，都不能做，只能做伏地挺身、仰臥起坐、頸部運動和「原地馬拉松」。我住的小房窗戶朝北，陽光從沒照進來過，住久了，覺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針，在亂流裡自我把持方向。晚上只有房頂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燈，房有兩人高，光線下來，已經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紙箱，紙箱上鋪塊掉下來的小櫃門板，大部分以右腿盤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勢，看書寫作。報上說中小學生「坐姿不確，照明不足，視力大受影響」，我想我也如此。國民黨宣傳他們在抗戰時候「以空間換取時間」，我則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時間換取空間」，甚至「以光明換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創作出不少給人光明的資料，雖然我自己，卻陷身黑暗裡。 　　我住的孝一舍共四十七間，舍房按八德分類，又各三層，所以我只是八德乘三後的四十七分之一，渺小可知。我因為精力過人，只睡五到六個小時，從不午睡，所以生活方式，與一般人犯大不同，我大約清早三點前就起來了，六點五十分起床號的時候，我已經工作三四個小時了。起床號後全舍開始噪音，有這麼密集的心清苦悶的鄰居，其音安能不噪？這種噪音，直到午飯以後，才能稍好。等午睡過後，又噪音開始，直到九點入睡號為止。 　　住的方面最有特色的是馬桶。每個馬桶上面，都沒有馬桶蓋，大便要直接坐上去，冬天時候，一坐上去，就像在屁股上套個大冰圈，我名之日「套冰圈」。大便完了，起身時要小心，因為皮膚已與馬桶有粘接現象，要慢慢站起，才不會痛。大便時候，整個屁股十足有「全盤西化」之感；大便以後，發現屁股上多了一個圈，好像桂冠詩人的桂冠一般，我名之曰「桂冠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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