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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隱居(5)

雖然這裡與我的關係，到頭來不過如此，但我在萬里長空、且做[希臘]左巴舞的時候，總也想到人間畢竟該有「行者」與「死者」的佈局，羊角哀與左伯桃、公孫作自與程嬰……以至《北非諜影》中的亂世男女，無一不是「古仁人之心」所該留意的。「古仁人之心」的特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並不忘了帶給別人「物喜」、成全別人的安全和快樂。我小時候看隋唐故事，看到隋唐好漢一身力托城門門洞的千斤閘，讓人逃出，自己卻被壓死，我至今難忘。人間畢竟該有它的「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複雜意義，不但有這種複雜意義，並且在表達這種意義時，所用方式是「我自橫刀向天笑」式的，是一種既勇者又達者的從容（甚至不妨伴同一點喜劇性的玩笑）。到了這一段數，才是人生的『極高明』的境界。 　　這是我一生中最能表白心跡與處境的信，我寫給了會雲。會雲跟我度過我一生中最長的隱居時期，知我最深、護我最力，有一段時間我一連五個半月不下樓，都是會雲照顧我，她真是了不起的女人。 　　從我出獄到隱居，已近兩年半了，「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三冬」將盡，「萬里」方來，在這成熟的複出時刻，一個最有眼光的出版家三顧大樓找到了我，他就是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沈登恩判斷：李敖基本上是一位偉大的文人，雖然歷經「告別文壇」、坐牢、隱居等過程，但總有一天會回來，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遠景一定要占住先機。因此他一再向我試探，一顧兩顧我都不顧，直到他三顧前來，我才決定見他。見他之日我拿出他中學時寫給我的仰慕信給他看，他大為震撼：「李先生的記憶與細密竟如此驚人！」格於政治考慮，當時沈登恩提出構想，只是重版我那兩本當年未被查禁的書——《胡適研究》和《胡適評傳》，我告訴他：「李敖十四年被封鎖，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兩本出過的書，未免太寒酸了，總該出一本臺灣沒發表過的。我在受難期間，在香港出版過一本《借古不諷今》，如加以增補，改名《獨白下的傳統》出版也不錯。」沈登恩是在出版界反應一流的人，他立刻贊成，於是我們便秘密籌畫出版。沈登恩找來蘇宗顯為我秘密拍照、再由黃金鐘設計封面、梁正居封面攝影，井請我在扉頁來段題辭，我寫道： 　　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 　　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 　　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 　　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 　　——李敖 　　沈登恩又請我寫篇全書簡介，我寫道： 　　《紐約時報》說李敖——「受人歡迎的青年作家」，「以寫諷世文章出名」，「當地標準下的一個野人」；《聖路易郵訊報》說李敖——「中國傳統的著名批評家」；倫敦《中國季刊》說李敖——「一個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島日報》說李敖——「有才氣有勇氣，還有挾才勇俱來的流氣」，「四十一歲了，盼他重新執起筆來。」 　　李敖自寫《傳統下的獨白》闖禍起，被追訴多年，一直翻不了身，這本《獨白下的傳統》，是書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隱於市，常常幾個月不下樓，神龍首尾皆不見。這本重新執筆的新書，聊可如見其人，並為仇者所痛，親者所快。 　　遠景過去沒有李敖，李敖過去沒有遠景，現在，都有了。 　　同時我為《胡適研究》、《胡適評傳》也寫了簡介： 　　羅丹為蕭伯納塑像，結果塑像本身比蕭伯納還動人；李敖寫《胡適評傳》、《胡適研究》，也正如此。胡適對李敖說：「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瞭解胡適之！」李敖瞭解胡適，並把胡適分色，潑墨出一代風雲。 　　所以，評傳不是胡適個人的評傳，研究不是胡適個人的研究，而是時代的評傳與研究。李敖不單寫出胡適曾怎麼樣，同時寫出胡適該怎麼樣，不但寫出胡適的理想，同時寫出理想的胡適。 　　胡適已經墓草久宿，但理想的胡適卻萬年長青，他是 　　「中國」知識份子的星火，從黑暗照到黎明。 　　沈登恩最欣賞我寫的廣告文字，廣告文字必須濃縮而奔放，我在這方面得心應手，可謂千古獨步。 　　沈登恩不但是一流的出版家，並且是一流的李敖推銷家。他在出書前夜，找到《中國時報》副刊版的主編高信疆，秘密透露他為李敖出書，明日上市。高信疆的大哥信鄭是我老友，這小弟弟對我慕名久矣，他見地過人、反應極快，立刻請沈登恩延後一天發書，使他有機會說動「余老闆』（余紀忠）。最後，在「余老闆」的默許下，在出書之日，也就是上報之時，《中國時報》不但副刊版大幅刊出我的《快看〈獨白下的傳統〉》，並且由周天瑞派出王健壯和金惟純兩位採訪我，在1979年6月6日社會版刊出《李敖變了嗎？看他怎麼說！》這是臺灣報紙第一次圖文並茂地大膽寫出李敖。從此文壇奔相走告：李敖複出了！而我出獄後兩年七個月的隱居，自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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