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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大(3)


  在台大時期,除了結識同學外,前輩人物結識了胡適。我跟胡適的關係與胡適的學生——我爸爸完全無關。我在北京小學就知道胡適的大名,在初中時,從陳正澄那兒借到《胡適文遜,從此才深受他的影響。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他,那時我才十七歲。1954年,陳世熙在台大辦《這一代》雜誌,拉我寫稿,我就寫了《從讀〈胡適文存〉說起》。文章寫好,他們顧忌,沒有用,就還給了我。過了兩年,陸嘯釗辦《大學》雜誌,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後近一年,有一天「羅」忽然提議說:「何不寄給《自由中國》?他們一定登!」於是我刪了一部分,她代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國》。這是我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後一篇文字。刊出的時間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報》也發表過一些有關胡適的文章。在《自由中國》發表文章後一年一個月,胡適從美國回來,約我到台大校長錢思亮的家裡,跟我說:「呵!李先生!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丟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瞭解胡適之!」他並且透露:「雷震特別寫信給我,推薦你這篇文章。」雷震那時辦《自由中國》雜誌,嚴批臺灣當局聲動中外,能夠在那個雜誌上用真名發表文章,我深感光榮(施啟揚也寫過一篇,但不敢用真名發表)。

  雷震雖然辦《自由中國》,但是這雜誌真正的靈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大哲學系教授,我的文章發表後,張灝跑來找我說:「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見見你。」張灝在歷史系比我高兩班,我認為他才氣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門第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關係不錯,但他除了翻譯外。寫不出任何東西登《自由中國》,始終是個喜K洋書的蛋頭而已。殷海光責備胡適喜歡以人情的原因揄揚別人的學問。說得很對,但他自己,卻也犯這種毛玻殷海光吸收門弟子,當時都是張灝型的,整天只會看洋書、談方法學,但他們的知識基礎太窄。貨太少,所以充其量只會搭鋼筋,沒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陸見多識廣、文筆又好,所以能彌補不少「水泥缺貨」,他的及門弟子卻比他差得太遠、太遠。這種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裡有數的,但他的及門弟子心裡無數,所以他們在台大,頗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優異學生自居。我在台大,乍看起來,不是用功的學生,因為很多大學生念的書,我早在小學中學時候就念過了。在知識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後,我穿著長袍,整天搞「大學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點「安事詩書」「束書不觀」的。我不上課,不抄筆記,也不買老師的賬,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師。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獨行,自然被側目而視,只會皮相之見的人,當然只會從皮相看我這個「長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飛沖天」的真本領。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驚」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這種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條怪泥鰍,一條大泥鰍,畢業兩年後,我退伍回來,我就證明給每一個人看:你們全錯了,我是一條蛟龍!埃及在納塞當政的時候,人人都把他的副總統薩達特看做一個喜歡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凡人;納塞死後,美國特使李查遜弔喪,秘密向尼克森報告說,薩達特當權不會超過四到六個星期,結果卻證明大家對薩達特都看走了眼。我一生中,被人看走了眼的次數也不在少,我總是用事實證明給每一個人看:你們全錯了,我是一條蛟龍!所謂蛟龍,是一種能發洪水的龍,中國傳統把革命性的異端看成洪水猛獸,我實在是這種洪水猛獸。限於政治環境,我清楚知道我做洪水猛獸的限度和下場,可是我仍舊朝前做去,這種使命感和悲劇感,對我而言,一點也不短,因為我早在小學時代中學時代就形成了。先一代的蛟龍人物,陷在這個島上的,我看來看去,只有兩個人夠格:一個是胡適,一個就是殷海光。我大學時代,胡適已經老憊,蛟龍氣質,已經像丁尼生筆下的荷馬史詩英雄,無複五四時代的風光;殷海光則如日中天,《自由中國》是1949年冬天創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後十一年,殷海光在這十一年間,真是蛟龍得水;而這十一年,又正是我的中學時代大學時代,我進台大的時候,正是殷海光最紅的時候,也正是《自由中國》最紅的時候,他的蛟龍氣質,自然使我佩服,他托張灝約我去看他,我自然很願意。

  約會訂在下午,在殷海光家裡,我如約前往。開門的是殷海光,他給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腳、粗糙的雙手、雜灰的頭髮、風霜的臉、兩隻對稱不佳的小眼睛,從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著你。他的頭與四肢,聯合得很生硬,他緊閉嘴唇,作顧盼自雄狀。真是作狀,因為他的造型,實在極少雄的條件,但他硬要誠于中形於外,結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內在的偉大繃裂了似的,看起來真教我難受。「他為什麼這麼做作?這麼緊張?羅素的信徒不該這樣啊!」我心裡這樣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學家、不像大學教授,他倒像是北門郵局門口賣春宮畫的,當然賣春宮畫的不會顧盼自雄。」我這樣想,的確心裡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麼也忍不住不這樣想,我真的從心裡對他抱歉。更糟的是,從他背後又鑽出一條毛茸茸的東西——條大狼犬。這條狼犬,殷海光命名為「領袖」,是把納粹黨對希特勒的尊稱的走狗化。「領袖」究竟是「領袖」,威武無比,跟殷海光比起來,愈發顯出殷海光的猥瑣。「他真不該養這條不民主的東西。」我想。

  我不知道殷海光對我第一印象是怎樣的,大概也不會好,我想我對他一定還以顏色了,因為兩人談得極不投機。我逼問他一個問題:「罵國民黨是對的,國民黨真的該罵。我要請問的是:你過去為國民黨主持過宣傳,你是國民黨員,你怎麼解釋這一點?」殷海光被我突如其來的問題弄愣了,他很不高興,顯然不願面對這個問題,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說:「我已經忘了我做過國民黨了!我對這種歷史的問題沒有興趣。」聽了他的答覆,我很難過,我覺得殷海光在這一答案上不夠誠實。我說:「我是學歷史的人,我對這種問題有興趣。」我表示:國民黨自從在大陸失敗逃到臺灣後,他們檢討失敗的原因,可分兩派:一派認為專制得不夠,今後要多專制才行;一派認為自由民主得不夠,今後要拋棄老套,要做深刻的進步的反省才行。做這種反省的人數極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為這種反省的成功,有兩個條件: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無政治野心。有知識,才知道大江東流擋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無政治野心,才能維護理想主義的標準,不把自由民主當做爭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當做一種目的。我認為殷海光最有這兩個條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國》的表現上最出色。但這種成功,在國民黨眼中,卻認為是他們的失敗,他們的集團裡出了叛徒,並且是有頭有臉有力量的叛徒。他們在痛心之餘,會抬出忠黨問題來使大家難看,所以我認為:「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的勇者,應該把他跟國民黨的臍帶關係交代清楚、公開交代清楚,不要閃躲這個問題。這種勇者大可公開脫黨。公開宣佈脫黨的光明正大理由、公開表示他要為公誼拋棄私誼,為「國是」揭發黨非。他不該在黨籍上採取不了了之的態度。曖昧的態度、隨便脫離了的態度,或是靦腆的態度。所以,我認為這是個有意義的歷史問題,應該使人有興趣的。

  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談話,就在並不投機的情形下做一結束。我對他印象奇劣,雖然我喜歡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對他這個人,我卻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選他的課。所以,大二的邏輯我沒有眩此後我都和他並無來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記裡寫道:「『國』實無人,如胡適之老是賣老貨,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歡迎,但他們又何其狹窄。」在第二年1月6日寫道:「夜讀邏輯,決定好好學到殷海光,從馬戈言,此不難也。像『吸收』胡適一樣,他沒有多少好『吸收』的。」這些日記,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並無來往。我的邏輯,直拖到大四時才修,修的還是臺灣笨蛋教授曾天從開的課。但考試那天,卻碰到殷海光監考,他在旁邊看我寫考卷,說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灑灑。」此外,我只記得一次在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請教一個方法學上的名詞。除此之外,見面時我也學他樣,故意冷峻,好像兩人不認識似的。古話說:「惡聲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該給他還以顏色。這就是我當時對他的態度。在我快畢業時候,殷海光及門弟子林毓生(在歷史系比我高一班)在鳳山預官七期的刊物上,用科學方法,分析了蔣介石的「偉大」,他不但馬屁拍得十分肉麻,還即時加入了國民黨。他的同班馬宏祥找到這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訴殷海光。殷海光大為痛苦,他大概做夢也沒想到,他傳授的科學方法,竟被林毓生這樣運用了!

  胡適和殷海光是我大學時代最佩服的兩位前輩,其他不論師友,與我固有交情,但談佩服則吾豈敢。由此可見,我這個大學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於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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