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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大(2)

爸爸死後，自台中市長林金標以下，到一中師生，大家捐了錢，做子女教育基金；東北同鄉自莫德惠以下也捐了錢，其中高惜冰、程烈都各捐一千元，當時都是大數目，總數捐了三萬多，由媽媽放在彰化紗廠生利息，後來不足維生，不斷提取本金，三四年間就提光了。媽媽在爸爸死後不久，即去一中做職員，在訓導處掌管全校操行登記，當時弟弟李放也在一中，功課不行，媽媽常常拜託老師們給予方便；但當別的老師反過來拜託她放寬操行登記時，她卻鐵面無私，其公私標準，煞是有趣。 　　爸爸留給我二項有形的遺產：一、兩套《資治通鑒》，一套是殘缺不全的鉛排胡三省音注本，一套是影印百衲宋本，都在我窮困時賣掉了，前者由同寢室的孫英善買去送給張玉法了；後者由台大歷史系買去了。二、一隻普通的手錶，由於是火葬，手錶拿了下來，那時我窮得沒錢買表，爸爸戴的，最後留給了我。 　　1955年我二十歲，暑假後以第一志願入台大歷史系，表面上如願以償，但是很快就大失所望。我看不起別人、不喜歡上課，連考試都懶得應付。大一時八門課，有三門不及格，甚至連中文都差點不及格。原來中文是葉慶炳教的，第一次繳作文，他雖在班上公開誇獎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可是我一直討厭他，認為他沒有學問卻裝腔作勢，後來我拒絕背書，他聲言給我不及格。他的老師——中文系的鄭騫在旁講了一句話：「李敖的中文不及格，誰的中文及格呀？」葉慶炳有所顧忌，給了我六十八分，我大一總成績，第一學期只七一·三一分，第二學期只六五·四五分，成績之爛，一望而知，可是「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我始終自喜我有學問，只是不屑上課和應付考試而已。 　　我在中學時，偶爾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學生，清純無比，眼睛不大，但在含情之中，透視出一片靈光。慢慢知道她住我家附近的存信巷，家裡很窮，父母在家開一小雜貨店，每逢星期日，全家在思恩堂做禮拜。她就讀的學校是台中市中，比我低一班，功課極好。我高三時休學在家，寫了很多情書給她，每封都稱呼她叫「羅」，都等她在放學經過的太平路上面交，可是不說一句話。我進台大法學院後，情書改由我在市中念書的大妹轉交，每封都談天說地，都很長，有一封長達八十三頁，後來因故中斷。爸爸死後，她寫信給我，於是重續前情。我重考進台大文學院時，她考入台大理學院化學系，住女生宿舍，我卻沒去找她，還在寫信。直到有一天，她約我在入夜的校園相見，從此陷入熱戀。碧潭泛舟、傅園過夜、圖書館雙進雙出。……到處是兩人的身影。有一段時間我送報。送全台大各單位的報紙，早上未明即起，騎車到火車站附近販報地以現金批來報紙，就地折好套好，再趕回台大，等到送到女生宿舍時候，她一定等候在門，雙手奉上為我沖的熱牛奶。感情好到這種程度，不但同居，並且在大二時，她乾脆轉出了化學系，轉進了歷史系（在她轉出時，有一個化工系的學生轉進化學系，就是李遠哲）與我同班了。不過，相戀得太滿也就是晴陰圓缺的開始，我的信仰和窮困，構成了我們分手的主因。信仰方面，我不信宗教，並且態度堅定，而她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我沒有蔣介石等人的本領可以為女人改變我的信仰，這下子構成她父母兄妹激烈反對我的藉口，當然，更基本的原因是我太窮，並且毫無將來會變得有錢的跡象，這對開小店的她的家人說來，誠屬不快之事。她有一次告訴我：「1949年剛來臺灣時，家裡一貧如洗，媽媽做了一雙布鞋，叫我沿街去賣，我看到一位高大的先生，很膽怯地上前問他可要看看這雙鞋，不料他大吼一聲，表示不耐，嚇得我哭著回來。」還有一次她的腳踏車丟了，她痛苦極了，寫了一大篇文章，題目是「還給我吧，請你！」發表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雜誌上，文章哀婉、悽楚感人。家境的艱苦，似乎使她的父母加深了反對異端李敖的敵愾，我和她有一對石印，她父親發現了，把有她名字的那顆印，磨去名字退還給我；而她的母親則說：「你將來闊到了做總統，我們也不上你門；你將來窮得討了飯，討到我們家門口，請你多走一步！」使我對虔誠的基督徒的作風，有了極深的印象。「羅」的功課各科都好，考大學時，中文作文近九十分，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靜農後來告訴我：那屆中文作文，以那篇文章得分最高，他們原以為是李敖作的，不期竟出自「李敖的女朋友」之手。由此可見「羅」在中文上的功力。以那種功力，與我互寫情書，內容精彩，可以想像。不過這些信都燒掉了。「羅」送我一個本子，原來整本抄的是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她中學時沒錢買書，那時代也沒有影印機，所以她就手抄了整本書。她的字跡秀麗、思路敏捷、聰明過人，讀英文詩，三四遍即能背誦；我生平交女朋友不少，但是論眼神、論才氣、論聰敏、論慧黠，無人能出其右。兩人分手之夜，她把內褲送給我，縱《紅樓夢》的花襲人亦不若也。 　　「羅」的離去，使我遭遇了有生以來最大的困境，那時我年輕，一天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藥，被同房的翁松燃發現，強拉我去台大醫院洗腸。在我《大學劄記》、《大學後期日記》甚至《一個預備軍官的日記》裡，可以很明顯看到我怎樣勵志自勉，度過那最大的困境。其實，度過的根本方法不在勵志自勉，而該趕緊李代桃僵、趕緊以新的情人取代舊的，一如桃子沒了，解決之道不是勵志自勉桃子多不好吃，而是趕緊吃起李子來，有李子好吃，自然對桃子有抵抗力，不再沾戀。不幸的是，有三四年之久，我一直未能成功地達成這一轉換。在大學後期，我跟同班的有英國血統的「咪咪」有短暫的戀情。「咪咪」身高一米七零、身材一流、皮膚白皙，分手之日，我把她的來信都還給她了，我寫的信，只剩下一封複本，就是發表在《李敖情書集》中的第一封。「咪咪」的父親是名人，家世不錯，她儀態在優雅中有股氣焰，一看就是大家出身的。有一次我看到她手執線裝本仁壽版《二十五史》，覺得古籍紅顏，正好輝映。我至今還保有她送我的世界唯一一張她小女孩時的照片，神韻飄逸，有著混血兒的美麗。 　　我雖然也勾引過別的女生，但靈則靈矣，乏肉可陳，那個時代女生少，思想也不開放，我這種不去教堂、不會跳舞的死硬派，其實要找個理想的女朋友並非易事。「紅顏知己」上的苦惱，使我大學念得很不快。我畢業後，1960年2月12日，在部隊裡收到蕭啟慶的信，有這樣一段：「日前與姚老談，他認為在我們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說您不輕易寫東西，而寫出來的東西一定『很像樣』。我很贊同他的看法。」我想，姚從吾老師和我同班好友蕭啟慶的看法，正好可做為我歷史系四年的總評價，我的確是一個「在各方面」夠得上「最」字的大學生，雖然大學生這一階段，我過得相當吃力。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衝突：在內心深處，我高蹈自負，以超人自勉自許；但現實上，我沒有足夠的力量完全擺脫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復一年陷在衝突局面裡。總結是：在歷史系四年，其實是我一生中最不滿意的階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穩定的愛情、缺乏經濟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從心所欲的階段，比中學時期，尤有過之。我一生如果時光倒流，重過一次，我寧願少活十年，也不要重過中學生、大學生那段日子。——成長的歲月其實是痛苦的。依靠別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澤，絕非「理想的我」的處遇。大學時代的結束，表示自己能夠慢慢走向獨立、走向茁壯、走向真正的獨行其道。對「理想的我」說來，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開始。 　　我在1959年6月18日畢業，8月2日南下台中，這天上火車時，到臺北車站來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漢、馬宏祥、白紹康、華昌平、李華竣陳又亮、陳鼓應、祝庭生、張克斌、袁祝泰、朱廣誠、黃錫昌、施啟揚、佟耀勳、闕至正、孫英善、林淑美、楊祖燕、楊世彭、袁天中、蕭啟慶、王尚義、陳良渠、王曾才、李耀祖等二十六人。我在臺北的五年大學風光，就此告一段落。交遊之廣，由此送行名單中可見一斑。這一現象，顯示了我雖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卻從無滿臉驕氣，我不但休休有容，並且樂於與人為善。以我對理學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為例，就見一斑：孟大中的父母早在印度離婚，離婚後他和弟弟都隨父親到臺灣讀書，母親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離婚時，離婚證書上兄弟跟了母親，那麼兄弟兩人即可視同僑生，不必當國民黨的鬼兵了。孟大中聽了，為之心動，希望我幫他假造一張離婚證書。我說可以，可是其中法律問題得找施啟揚。於是到法學院找到施啟揚，告以原委，遂由施啟揚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當年印度離婚情況的「離書」，其中每一細節，包括幣值換算，都做得天衣無縫。造好後，由我親自刻印二枚，做為證人。一人名「彭立雲」，一名為「孔昭慶」，用印後，全紙用茶水泡過，再予曬乾，於是大功告成。為求妥善，我建議孟大中去找台大訓導長查良釗，查良釗當年也在印度，與孟大中的父親為舊識，可做人證。查良釗在西南聯大時外號「查婆婆」，樂於助人，又為人糊塗，如告之以離婚時兄弟跟了母親，他必然會跟著說模糊記得，如此在「離書」以外，可多一人證。於是一切依計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當兵，遠走高飛矣！我的足智多謀，樂於助人，由此可見。台中一中老同學劉家順，保送入台大，他印名片，頭銜是「臺灣大學政治系保送學生」，洋洋自得。此公畢業後離台，在松山機場，飛機起飛了，還被警備總部下令飛回，把他逮捕。孟大中離台時，我到松山機場送行，我說：「這回你遠走高飛，可自由了。」他說：「想想劉家順吧！要真的飛走了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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