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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2)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專心念書，沒有任何遊樂，我沒去過電影院，只是應邀去了一次王家楨家。王家楨字樹人，吉林省雙城縣人，是張學良走紅時候的紅人，他早年在北大念書後轉日本慶應大學，1930年做外交部常務次長、1931年出席國聯、1945年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國民黨抗戰勝利接收東北時，做東北生產管理局局長。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點「誅九族」也誅不到的遠親關係。在1948年6月18日姥姥死後，在北京局勢惡化前，我家搬離了內務部街老宅，就住到他家的後院。他有兩個兒子叫大弟、小弟，年紀跟我接近，我們常在後院一起爬樹。有一天，我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來，這位客人，不是別人，就是爸爸參加那個秘密抗日團體的領袖——馬占山將軍。馬占山將軍字秀芳，吉林省懷德縣人，短小精悍，外號「馬小個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後來入伍，驍勇善戰，直升到黑龍江省陸軍步兵第三旅旅長（相當師長，因為東北軍沒有師編制，只以旅做作戰單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代理黑龍江省主席。在嫩江橋戰役裡，孤軍抵抗，日軍死傷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將兵敗切腹，消息傳來，全國振奮，因為這是中國人對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第一次公然藐視，日本鬼子感到太沒面子，發動對馬占山將軍的總攻擊，由多門中將總指揮，展開大規模的陸空作戰。因為眾寡懸殊、武器懸殊，馬占山將軍在11月19日，轉入遊擊戰，在拉哈車站擊斃日軍八百人，東北義勇軍之名震動中外。1933年，馬占山將軍被逼將部隊從滿洲里撤入蘇聯，他先由蘇聯轉歐洲，再由歐洲回上海，全國歡迎這位抗日英雄，如癡如狂。馬占山將軍給中國人帶來了信心和希望，這是八年抗戰的最大基矗在這基礎上，馬占山將軍的孤軍抗日，證明出兩點：第一，他告訴中國人，我們肯打、能打、打不過也要打，而打遊擊是對付日本人的最好戰術。他孤軍抗日後，在關內，各地青年在國民黨「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1937年8月8日國民黨文告中自承）的政策中，紛紛請纓北上，要加入義勇軍，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國民黨嫡系部隊十九路軍，也自動要求北上；在關外，各地義勇軍風起雲湧，擁眾從幾千到幾萬，武器從獵槍到丈八蛇矛，與日本鬼子苦戰不懈。據日本鬼子統計，從九一八事變後，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間，光在前十年就出動「討伐隊」達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次，平均每天出動近五次，來剿義勇軍。日本鬼子陣亡的骨灰，每年運回達十萬具！十四年間，東北二百三十個縣中，孤軍抗日之事，此起彼落。日本鬼子雖然嚴刑峻法（以家為單位，家長酷刑處死，男丁充礦工，女眷做營妓），但是平均每天遊擊戰仍有二十起。東北同胞的孤軍抗日，比起其他各地的來，更早更久更艱辛。可是在國民黨的欽定歷史中，卻一筆帶過或不成比例，這是太不公道太不公道的！第二，馬占山將軍孤軍抗日的堅苦卓絕，得到世界公論的同情。他向國聯李頓調查團提供的證據，最後使日本鬼子被國聯宣佈為侵略國、使中國得到世界公論的支援、使世界知道中國人不可辱，中國人還是肯跟日本鬼子幹的，中國人還是有出息的！ 　　可是，馬占山將軍的孤軍抗日，顯然使不抗日的蔣介石進退維谷、顯然搶了蔣介石的鋒頭，而為蔣介石所不喜。所以，他雖是第一號民族英雄，但一直被冷凍，被迫害；他的手下，從東北撤到新疆的時候，被殘殺。抗戰期間，他遙領黑龍江省主席，實任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駐節在陝北榆林和綏遠五原。蔣介石歧視他，使東北挺進軍只有兩三千人，裝備之差，首屈一指。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私心自用，沒道理的把東三省改為東九省，使馬占山將軍連空頭主席都不可得。他帶著殘部，在淒涼中奔回東北老家，可是在半路上，共產黨攔住了他，消滅了他的追隨者，在左右不逢源中，他黯然到了北京。後來蔣介石在東北與共產黨作戰失利，有人建議，何不派馬占山將軍回東北號召呢？於是給他一個空頭名義，讓他回到東北。1947年4月16日，馬占山將軍萬里榮歸，一下火車，群眾一擁而上，包圍了他，他們大喊：「馬將軍萬歲！」把他抬了起來，在東北同胞的內心深處，他們知道除了馬將軍，沒人值得喊萬歲。四天后，東北同胞開大會歡迎他，十萬人到場歡呼。馬占山將軍才六十歲，可是多年流亡，人已蒼老，他滿臉皺紋、滿臉風霜，對著每一張苦難的臉、折磨的臉、馬首是瞻的臉，他淚下，十萬群眾也淚下。淚盡胡塵的東北遺民，又重新學會了流淚，他們流汗歡迎接收大員，但是流淚歡迎馬將軍！那時東北同胞在飽受日本、蘇聯的折磨以後，正受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折磨。國民黨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帶頭貪污舞弊，買大豆、運高粱、炒金鈔、占公車生意等等，不一而足。馬占山將軍無能為力，最後百無聊賴，回到北京。那天正好來看王家楨，使我有緣相會，我見他走進來，心裡無限崇敬。 　　我家轉到上海後，王家楨一家也轉到上海。大弟、小弟約我去玩，三個小男生參觀了全國最高的國際飯店、金門大廈，大概上下電梯多坐了一兩次，引起開電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勢利眼，我至今記憶猶新。王家楨請我吃餃子，王伯母最後留下盤中的三個餃子不吃，說要留在盤子裡，吃光了太難看。王家楨手不釋卷，那天他手中拿著的一本厚厚的翻譯小說，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譯的。此公面貌不凡，親切中有莊嚴，令人印象深刻。與王家楨分手後四十年，我應邀到世界新聞學院演說，講完在人群走出時，一個熟悉的面孔在旁叫住我：「我是世新的老師，我叫王素梅，是王家楨的女兒。」我沒想到王家大姊竟跟我相逢孤島之上！前後四十寒暑，得見父女兩代，人世際遇，豈不奇哉！ 　　我在上海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務印書館等幾家書店。我早在北京時候，就對商務印書館等幾家書店嚮往不已，到了上海，親自去看，十分過癮。商務印書館樓上有風漬書大廉價，每本書後面蓋個蝴蝶圖章，證明為廉價品，我買了不少，大部分是「現代問題叢書」和「新時代史地叢書」。去這幾家書店，我必須過橋進入黃浦灘，有一天早上，我在黃浦灘邊目擊了搶購黃金的熱潮，那幕鏡頭令我終生難忘。原來1948年8月9日，蔣介石政府突然公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了「金圓券」，規定金圓券一元，折合舊法幣三百萬元。相當美金0.25元，同時限期收兌金、銀、法幣。老百姓不准私存黃金，抓到了要要命，於是全國黃金，盡入公有。中國老百姓真好欺負，1935年，實行法幣那一次，首先領教了蔣介石政府的厲害。抗戰以後，蔣介石政府不能保護人民，老百姓淪為敵偽遺民，日本鬼子為貶低幣值，將法幣兌換日本軍用票或偽鈔，兌換率從軍用票一比法幣二·一，滾成一比十·四，最後禁用法幣，全用偽鈔。不料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政府又將偽鈔以偽鈔二百比法幣一的顯然不公道的兌換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圓券一元比法幣三百萬元出現，前後幾年，老百姓的私有積蓄全給一一兌光。金圓券最初發行的四十天內，蔣介石政府以紙易金，兌換到黃金美鈔逾三億美金，這是全國老百姓多年戰亂的最後劫餘，等於大家掏空腰包，都愛國了。金圓券發行同時，又實行限價，物價限以8月19日為准，為保限價成功，蔣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廣州派經濟管制大員督導，檢舉或查抄投機居奇，扣押或槍決奸商巨賈，雷厲風行，聳動中外；但是，正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所說的，這是想用員警力量推翻經濟定律，必無成功之理。很快的，全國就發生了搶購物資的風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搶購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亂。金圓券高速貶值，貶值得物價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時內都不同。市面商店本來掛上牌子，上寫「目下一言為定，早晚市價不同」，後來變動太大，價目表要隨時改貼。我在飯店吃碗面，進門的價錢和出門就不一樣。前一次價目表上的墨汁還沒幹，新的價目又貼上去了。這種目睹怪現狀，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金圓券發行不到三個月，11月11日，蔣介石政府全無辦法了，出爾反爾，又准人民持有金銀外幣了，並同意以金圓券兌回，但是比率卻高於三個月前政府買進的五倍！用的是抗戰期間黃金儲蓄和美金公債的老套，失信於民，自不消說。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虧特吃虧，也甯要黃金，不敢再領教金圓券。於是，向黃浦灘中央銀行擠兌黃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開。上海那時戒嚴宵禁，老百姓只好在頭天晚上，藏身在黃浦灘四周，或在陋巷裡，或在舢板內，等待清早五點的解除宵禁。清早五點一過，黑壓壓的人山人海，就從四面八方蜂擁中央銀行，爭取優先兌換。頓時萬頭攢動，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銳部隊——「飛行太保」，騎在馬上，揮動皮鞭打人，可是都無濟於事，每天被擠死踩死擠傷踩傷的，隨處可見。我去買書，經過黃浦灘，已無法在馬路上通過，只有踩著舢板，繞水而行。這種目睹怪現狀，也真二千年所未有也！從貨幣學觀點看，金圓券的發行，根本是違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沒有現金銀準備金的情況下，大事發行，是典型的賣空；收兌黃金美鈔，又是典型的買空。買空賣空于先，自然出爾反爾於後。最後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以「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用作戡亂，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搶運到臺灣，做為新臺幣發行的準備金了。國民黨說這些黃金安定了臺灣人事，但卻不說這些黃金丟掉了大陸民心，真會說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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