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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太原(2)

茂林喜歡鳥，我也大受影響，養起鳥來。北京舊家的紈絝子弟，常常出門卷著白袖子、提著鳥籠子、叼著煙、邁著八字腳走路，一派腐敗墮落的模樣。我那時太小，還不到這種水準，不過鳥倒也養過幾隻，有一隻百靈，老老的，會學十一種動物的聲音，可惜其中包括學貓叫，百靈一學貓叫，就被認為誤入歧途了，身價也就大跌了。茂林會畫一筆鳥，就是一筆下來，不間斷，連成一線，畫出鳥來。我大為佩服，也就全套學到。我把它們畫在牆上，左右對稱。左邊寫上「溫鳥」，右邊寫上「李鳥」。 　　我小時候，道學得很。我四五歲的時候，家裡一部分房子分租給一家房客，房客中有個小女兒，大家叫她小妹。我當時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別人說我和小妹有什麼什麼關係，我會立刻大發脾氣，並且破口大駡。姊姊們知道我這一弱點，所以吵架時候，故意說我是「小妹丈夫」來氣我。我呢，就用「大連太太」來報復（大連是大爺親戚李德鄰的兒子，是個極頑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時候，和姊姊們如有什麼談判或協議，為遵守諾言起見，雙方都以「大連太太」「小妹丈夫」做賭咒，姊姊失信，就是「大連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我一點也記不起為什麼會變得如此「小妹丈夫」過敏症，也搞不清為什麼變得如此道學。這種「嚴男女之防」，後來發展到連溫茂林都吃我不消：———茂林同女傭人們一起吃飯的時候，我竟在旁邊監視，不准男人同女人講話！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講了幾句，不料我卻從桌子底下跳出來，對他大聲申斥一番。我的古怪與任性，由此可見一斑。 　　爸爸的禁煙局長位置，後來捲入政治紛爭裡。原來日本華穀（？）中將很跋扈，找當時「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的麻煩，於是腦筋就動到太原禁煙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舉人，做過清朝留日學生副監督。民國以後，三度出任財政總長。盧溝橋事變後，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又做「新民會」會長，成了「前漢」（前期漢奸）。到了1940年，跟「後漢」（後期漢奸）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合併，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改為「華北政務委員會」，王克敏做委員長兼內政總署督辦，名義上歸汪精衛管，事實上自成體系。王克敏因為老資格，也有個性，對日本鬼子並不唯命是從，惹起日本軍人的嫉恨，華谷中將於是掀起「太原禁煙局貪污案」，給王克敏好看，於是首當其衝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當然也與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關）。一天晚上，爸爸、媽媽、二姊、我、大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車，車開到榆次，上來幾個日本兵和翻譯，同爸爸說了幾句，就由兩個日本憲兵把我們帶下車了。走在又黑又泥濘的路上，日本憲兵輪流抱著我，很久以後，到了日本憲兵隊，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來，看到的是一間舊式的平房，中間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媽媽和我被釋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華谷中將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煙局的信科長、于秘書等貪污，再牽連到爸爸。信科長長得人高馬大，在憲兵隊，被日本鬼子打得皮開肉綻後，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鹹鹽來整他；於是秘書也被三上吊、灌涼水等，可是他們都不肯誣攀爸爸，所以爸爸沒吃苦頭。他被關了半年多，最後無罪開釋。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規矩很嚴，白天必須盤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憲兵做禁子牢頭。整整六個多月，他挨過一個耳光，他的手錶，被日本憲兵要求對換，最後他回北京時，戴的是個東洋爛表。 　　「爸爸最後無罪釋放，王克敏對爸爸的清白，極為欣慰。他把爸爸請去，把華北禁煙總局局長的職位給了爸爸，但是爸爸決心不幹、決心脫離官嘗決心埋下頭來，研究一點問題。他選中了中國土地問題，做專題研究，他從此成了國立北京圖書館的常客，在這個第一流的圖書館裡，他遍讀有關土地問題的書，作筆記。他偶爾也買一點舊書，像向乃祺的《土地問題》、萬國鼎的《中國田制史》等。有時候，他也帶我到這個圖書館來，他看他的大人書，我看我的兒童書，父子對讀，構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一幅圖畫。 　　抗戰勝利後，爸爸因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與國民黨不對，自然有被國民黨誣為「漢奸」的危險，所以不得不做一點準備，他決定在清白沒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於是他就隻身先回東北老家。那時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東北去，結果走到山海關，就被共產黨給擋住，只好折回來。後來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爸爸在淪陷區背「漢奸」之名、做地下工作，為了安全，他並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時太小，也不清楚細節，我對他也一直有所誤會，1961年10月10日，我寫信給胡適，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頗懷疑他對工作認真的成績」。後來吳煥章簽署了一封他證明爸爸清白的秘件，是寫給當時國民黨特務頭子郭紫峻的，轉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吳煥章這封秘件，最後使爸爸在抗戰勝利之後，總算免掉了牢獄之災，至於爸爸抗日的功勞、做地下工作的功勞，當然是沒有獎勵的，不坐牢就是獎勵，——這就是國民黨的酬庸與寬大啊！ 　　爸爸的故事，畫出了一幅謔畫，就是：做為一個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不愛國當然不對，但是愛國不愛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愛國，必須得跟著國民黨永遠在一起才行，你要單獨去愛，不論你多少功勞，結果不用「漢奸」辦你，就是黨恩浩蕩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這一教訓。因此，在日本走了、共產黨來了的時候，他學乖了，他知道這回一定得抓住國民黨、跟國民黨永不分離才成，再被國民黨所棄、再做國民黨的「棄民」，國民黨再回來，他一定又是「漢奸」了。於是，他決心搶登巴士，先期逃難，追隨國民黨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離。最後，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臺灣，就這樣的，我們全家到了臺灣，那時我不到十四歲，無決定之權，一切爸爸決定。爸爸來臺灣的目的，的確沒別人那麼雄壯，一切救國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來臺灣，只是怕國民黨又說他是「漢奸」而已。爸爸的「漢奸恐懼症」，是我們一家來臺灣的根本原因：別人都是怕共產黨而來臺灣，我們卻是怕國民黨而來臺灣，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無過於此了。 　　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家就住在北京東城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那是沈銘三（一般人叫他沈二爺，我們晚輩叫他二太老爺）租給我家的房子，我們前後住了十年。我在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的最早記憶是：一天晚上，飛來一隻受傷的鴿子，我們把它包紮好，傷養好後，它也不再飛走了，就成為家裡的一員。不料一天被貓撲上去，把它咬死了，我們都很傷心。那時家裡不能不養貓，因為房子很舊，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過陰溝鐵柵，去咬走過鐵柵的小雞。提到小雞，也引起我的回味。北京鄉下人沿街叫賣小雞，用扁擔挑兩個很扁很扁的籮筐，到了家門口，把籮筐蓋打開，頓時一兩百個雞頭攢動，毛胡胡的、黃登登的，每只都在堯每只都在叫，可愛極了。賣雞的隨手抓出一兩隻來，放在掌心，特別介紹，癢得你非買不可。養雞以外，家裡也有貓狗。養貓狗，都以實用為目的，貓狗也不像現在這樣嬌生慣養，那時候貓狗好像都是髒兮兮的。對貓也有很多傳說，比如奶奶、爺爺、姥姥死的時候，貓都要關起來，因為傳說貓跳過死屍，死屍會坐起來，就是「炸（詐）屍」，這是誰都害怕的事，誰都不敢冒險，所以只好把貓關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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