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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和十三月(1)

一個小孩子，在十三年來慢慢長大，在十二個月裡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臺灣文化界有一點小小的波瀾——這是我二十六年來所收割的一個「奇遇」。一些朋友對我這個「奇遇」感到興趣，我也願意在目前這種流言滿天下的時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如何在臺灣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悶裡奮鬥掙扎、如何向他的讀者們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這是一個自傳性的故事，我最好從十三年前開始。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臺灣。 　　那時候我十四歲。在戰亂中，小學畢業文憑都沒來得及領，卻進了兩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學，唯讀了一個多月，就逃難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緝規中學，讀了不滿一學期，又再逃難；到臺灣後，我跳班考進省立台中第一中學初中二年級，讀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幾天，就因痛惡中學教育制度的斲喪性靈，自願休學在家。我父親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學畢業的，充分具備著北大那種「老子不管兒子」的自由精神，他隨我的便，輕鬆他說：「好！你小子要休學，就休吧！」 　　我父親當時正是第一中學國文科主任，他跑到學校，向教務主任說：」我那寶貝兒子不要念書啦！你們給他辦休學手續吧！」 　　於是我蹲在家裡，在我那四面是書的兩個榻榻米大的書房兼臥室裡，痛痛快快地養了一年浩然之氣。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學力的資格考進臺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讀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動休學。痛快了幾個月，然後考入台大歷史系。 　　歷史系是一個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沒進去以前，我聽說這系最好；等我進去了，我才發現它好的原因。原來它是台大那麼多個系中，最容易混的一個系：上上課，抄抄筆記，背一背，就是成績甲等學生；逃蹺課，借抄筆記，背兩段，就是成績乙等學生；不上課，不抄筆記，不肯背，也不難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學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歷史系，我真的安定下來。除了每學期終了要硬著頭皮敷衍一陣考試外，其他時間，我就樂得自由自在自己讀書，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園草地上，直談到天明。然後諸豪傑——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燒餅油條基金，大家再共襄盛舉，最後的早餐一畢，紛紛做鳥獸散，各夢周公去訖，或是留給潛意識去做烏托邦式的社會改革了。 　　歷史系畢業後，我開始做預備軍官。一年半的軍隊生活更凝固了我個人的思想與悍氣，我在野戰部隊中吃過一般預備軍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堅強。快退伍的時候，姚從吾老師正好做「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講座教授，問我願不願意給他做助理研究人員，我那時正愁走投無路，當然表示願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軍艦，九天以後，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我走回來，大有物是人非之感。過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飛遠揚。我徘徊了一陣，在學校附近找了一間小房，四個榻榻米大，矮得雙手不能向上舉，我訂名為「四席小屋」，頗得俯仰之樂。晚上從研究室走出來，整個的文學院大樓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負，忍不住要歎一口氣。有時候，陳寶琛那兩句詩就從我嘴邊冒出來，正是： 　　委蛻大難求淨土， 　　傷心最是近高樓！ 　　我的「四席小屋」地處要津，每天客人不斷，最多時候一天有十四個客人，附近環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雖在陋巷，但自己卻先「不堪其擾」起來。熬了四個月，決定下鄉。選來選去，在新店選到了一間小房，背山面水，每月兩百元，於是我裝滿了一卡車的書，開始搬家。 　　新店鄉居是我二十六年來最淡泊、最寧靜的日子，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給了我深刻思考的機會，在青山裡、在綠水邊、在吊橋上，我曾細想我該走哪一條路，怎麼走這條路。 　　我從小在北平長大，文化古城與幼時環境使我在智力上趨向早熟，我在六歲時已能背《三字經》，十歲時已遍讀《水滸傳》等舊小說，十一歲時已看過《黑奴魂》（《黑奴籲天錄》）等翻譯小說，小學六年級時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實驗室，並做了全校圖書館館長。 　　我從小就養成了重視課外書的習慣，也養成了買書藏書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臺灣時，我的全部財產是五百多本藏書，（其中有許多東北史地的材料，因為那時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東北志」！藏書中還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新研》，是我初一時買的，我萬萬沒想到在七年以後，我竟在李先生的課堂上，用這書做了教本！另外還有一冊鄭學稼先生的《東北的工業》，是我小學六年級時買的，我也萬萬沒想到在十四年後，我竟被這書的著者大罵，直罵到我的「令尊堂」！）這些早熟的成績，使我很早就對教科書以外的事務發生極大的興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優宗周之隕」的孤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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