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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

　　這位天才橫溢的大詩人死後六十年，余法師「身世依然似落花」的魂歸古廟；他死後二十六年，他當年的小徒弟與一飯之緣的康有為，並肩而至，來向他行禮了。

　　飯廳還是當年的老樣子，方形紅漆桌仍舊簡單而乾淨。牆上謝枋得的絕命詩還在掛著。從焦黃的紙張與墨色看，已經無從斷定它的年代。當年余法師說它是一百年前廟上一位和尚寫的，如今再加四十年，對它也沒什麼。這廟裡到處都是古物，一百四十年的，又算老幾？歲月只有對生命有意義，一旦物化，彭殤同庚、前後並壽，大家比賽的，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一幅字掛在那兒，就象徵了它的存在；海棠在生意婆娑中存在；佛經在燭照香熏中存在；古碑在風吹雨打中存在；而廟中那最古老的兩個蓮瓣形的青石柱礎，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憫忠寺時代的所有建築，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這兩個石礎，令人據之想像當年。從它們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們想像到古廟的盛世，千百年後，只留下兩個石礎，從個體存在中憑弔它們整體的不存在。

　　如今，余法師個體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實在」，在飯廳中，他一直是他當年的小徒弟與康有為的活題。

　　康有為問：「余法師到底怎麼死的？我只依稀聽說他死在庚子拳變裡，並且還是死在廟門裡，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

　　李十力點點頭。沉思了半晌，才開口說話：

　　「我師父死得很離奇，直到今天，我還無法清楚全貌，但是也連接得有了輪廓。

　　「記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見到我師父那年，他正四十一歲，那時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歲出家。三十歲以前的事，他絕口不提，我問他，他有一點淒然，只是說：『我三十歲以前的歷史，有一天你會知道。』師父平時修養功深，總是平靜和煦，可是問到他的過去，他就皺著眉頭不願說，那種平靜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擾。後來我就想，師父年輕時一定受過一次大刺激，才會看破紅塵，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雖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來，還面現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關。直到師父死後，我才銜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後，我非常感慨。

　　「記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師父在這桌上吃飯那一次嗎？吃飯時我師父只把蛋給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問他為什麼，他說他出家人吃全齋，所以連蛋也不吃。當時我插嘴說我和師父一樣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師父說我還年輕，需要營養，該吃蛋。並說我那時年紀大小，還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問那我什麼時候算，師父說你不一定要算。我問為什麼，師父說因為你不一定要在廟裡長住。當時我緊張起來，問師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師父說，不是，當然不是。師父說他只是覺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廟裡，並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時候我十六歲，十年以後，師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離開廟裡了。

　　「什麼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來我師父雖是義人余家的後人，可是從小就喜歡活動，喜歡結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後，跟人說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隱諱的，事實上，他十五歲就離開北京，到了南方，並且加入南方的起義陣營——太平天國。由於他小時候念過些書，粗通文墨，便被『長毛賊』看中，做了石達開幕中的小師爺。太平天國內訌，石達開出走，他也一直追隨。後來到了四川，日暮途窮。石達開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後來便在法源寺出家了。」

　　「真沒想到余法師是『長毛賊』，並且跟石達開有那麼親近的關係。」康有為插了一句。

　　「更沒想到的是，他跟石達開僅存的女兒有過一段生死戀，可是傳說在官兵打來時，他對石小姐見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們看不起，但是誰想到三十年後，他卻勇敢的義救王五，被義和團暴民砍死在法源寺這裡的石階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後用行動證明了他的偉大人格。」

　　「真了不起！」康有為讚美著，「可惜余法師年紀大了、死了，不然的話，他也許跟你走上同一條路。」「是嗎？」李十力懷疑著，「我看我師父如果肯出來，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這一條——他畢竟是與康先生同一時代的人。」

　　「你不和我們同一時代嗎？」

　　「不瞞康先生說，我不跟你們同一時代，你們把自己陷在舊時代裡，我卻比較能夠開創新時代。例如我參加革命，辛亥革命時，我就正在武昌從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來，發現中國還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徹底。要救中國，只有再來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產黨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隱瞞，但請代我隱瞞，我在五年前，就參加了這種革命了，那時我四十九歲，做為革命黨，年紀好像太老了一點，可是李大釗說我參加過辛亥革命，如今又參加共產黨革命，這種轉變與進步，有示範的意義，因此也歡迎我加入。我現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裡卻是革命黨。不過，不論教書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拋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種塵緣。塵緣久了，我就到廟裡來靈修幾個小時。

　　「我每次回到廟裡，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師父的世界。我喜歡法源寺，喜歡過廟裡的清淨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終老在這裡，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淨不了幾個小時，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裡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來自佛法的正覺、來自我師父的督促、來自我內心的呐喊，使我譴責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來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難所，法源寺是一個前哨、一個碉堡、一個兵工廠。雖然我那麼喜歡去做楊仁山，去弘揚佛法，但是，我自己永遠無法只做廟裡的人，沒有自己的參與，弘揚又怎麼夠？有時候，參與就是一種最好的弘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地獄外邊弘揚十句，不如朝地獄裡面邁進一步。二十八年前，譚先生為這種佛理做了最偉大的先行者，他為走改良的路而死，卻以身首異處，指示我們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參加了辛亥革命；五年來，我又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從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從三十九歲參加到五十四歲，做為革命黨，我有點年紀大了，但是，我無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沒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儘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後，我告老還廟，完成我在法源寺終老的心願。不過，看到國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許有一天，我不能老著回來了，如能死著回來，那便像袁督師那樣能在廟上過個境，我也於願已足了。」

　　聽完李十力的這番話，康有為沉思不語。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望著院中的丁香，別有所思。半晌過後，他轉過身，直視著李十力：

　　「戊戌前後以來，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們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實與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們那一代的所謂造反。造反也不過殺頭。但我們沒造反，還不是殺了頭。後來譚嗣同他們死了，你們都相信改良是一條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嗎？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雖然改良的基礎——兩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養的基礎，已經被摧毀得七零八落、但是，魯莽滅裂的救國方法，還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種代價是慘痛的、是我們付不起的。並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價值觀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來的。清朝天下造了兩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麼點規模，你們想在短短的十幾年或幾十年裡造出天堂來嗎？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頭來，造到千萬人頭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時候再後悔也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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