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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一八九五年過去了，一八九六年來了；一八九六年過去了，一八九七年來了；一八九七年過去了，一八九八年來了。

　　兩年的光陰過去了，光緒皇帝已經二十八歲了。他已經即位二十四年，他不想再等待了。他看了康有為上書的《日本變政記》、《俄皇大彼得變政記》，更加強了他要學日本皇帝、俄國皇帝的願望，從事變法維新，他決心不讓大清的江山斷送在他這皇帝手裡。

　　就在皇帝加緊進行變法維新的前夜，翁同龢被罷黜了。這個在政海打滾四十年的老臣，被皇帝「開缺回籍，以示保全」了。這一天，正是翁同龢的生日。他去上朝，忽然被擋在宮門口，不准他進去了，不一會兒，命令下來了。皇帝的無情命令，顯然是在西太后的壓力下發出的。皇帝朱諭宣佈的第二天，翁同龢去辦離職手續，正趕上皇帝出來，翁同龢恭送聖駕，在路邊磕頭。皇帝回頭看著、看著，沒有說一句話。是生離？是死別？師徒二人，心頭都有說不出的滋味。事實上，生離即是死別。二十四年的朝夕相聚、二十四年的師生之情，眼睜睜的告一尾聲。

　　六年以後，七十五歲的老師傅在軟禁中死於故里。這個人，他為變法維新搭了棧道，當別人走向前去，他變成了墊腳石。兩朝帝師也好、四朝元老也罷，一切的累積，只是使後繼者得以前進。他老了，他沒有力量去搞變法維新了。事實上，維新分子在歲月的侵蝕後，往往就是新一代維新分子眼中的保守分子。那咸豐皇帝的弟弟恭親王，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嗎？恭親王當年雄姿英發，不是不可一世的維新分子嗎？可是，當他老去，他卻變成了絆腳石，當翁同龢安排皇帝召見康有為的時候，恭親王就力持反對。這一反對後四個月，六十六歲的恭親王死了，死後十八天，皇帝就召見康有為了。

　　召見康有為那天，也正是皇帝跟翁師傅生離死別的同一天，翁同龢引薦康有為，自己不但做了墊腳石，並且招致西太后對他的忌恨。他默默承接了所有的忌恨、集中了所有的忌恨，犧牲了自己，把後繼者送上了檯面。召見康有為的地點是頤和園仁壽殿。春夏之際，皇帝常來頤和園聽政，所以臣子也就在北京西郊的道上，絡繹於途。通常是先出北京，在頤和園戶部公所過夜，第二天清早可以爭取時間。皇帝召見是何等大事，做臣子的，必須先預補一點朝儀和規矩，正在康有為要向人請教的時候，大頭胖子袁世凱派人來邀請了。他坐上派來的專車，直奔袁世凱的海澱別業。

　　「久違了，長素兄。」袁世凱迎在海澱別業門口。一邊迎康有力進入客廳，一面寒暄過後，表明了邀請之意，「今天約老兄來，是聽說明早皇上要召見老兄。因為這是首次，請老兄注意一些儀注。首先，老兄天沒亮就得到頤和園外朝房伺候。然後有人監引導，進宮門，到仁壽殿門，太監就退走了。這時老兄要特別注意那門檻，門檻有二尺高，門上掛有又寬又厚的大門簾，由裡面的人監掀起來，讓你進去。要特別注意，門簾起落，會特別快，老兄動作得跟得上，不小心就會一隻腳在門檻裡頭，一隻腳在門檻外面，也可能官帽被打到，打歪了，就是失儀。好在我己為老兄先打點過，請他們特別照顧。還有……」袁世凱站起來，從桌上拿起一包東西，「這是一雙『護膝蓋』，綁在膝蓋上，見皇上要下跪，跪久了容易麻，到時候站不起來，又是失儀。這些都是我們的經驗，特別奉致老兄。我要趕回北京有事，不能久陪了，晚上也不一定能趕回，已吩咐這邊總管照料一切，老兄盡可使喚。今天送老兄到頤和園後，明早他們會等在門口。晉見皇上後，他們再送老兄回北京。」

　　康有為表達了感謝之意。心想這袁慰庭真是老吏，他這麼細心、這麼圓到，真是不簡單。三年前辦強學會，他還捐了錢，跟他交情不深，但他在刀口上總是出現，幫人一把，這個人真不簡單。

　　頤和園的淩晨比北京多了不少寒意，大概那地方有山有湖，還有那無所不在的西太后。走到仁壽殿的時候，殿外己站了不少太監。康有為被安排在第三名召見。前兩名召見過後，天已微曙，輪到康有為進去，首先感到的是殿內一片漆黑，稍閉眼，再定神看，發現殿座雖大，在禦案上，卻只有兩隻大蠟燭。禦案下斜列拜墊，康有為走上前，跪了下去，脫帽花翎向上，靜聽問話。

　　一般召見時候，太監要先送上「綠頭簽」給皇上，簽上寫明被召見者的年齡、籍貫、出身、現官等履歷，以備省覽。可是，這回「綠頭簽」在旁，皇帝看都不看，表示皇帝對康有為已有相當的瞭解，雖然初次見面，並不陌生。

　　「朕很知道你，」皇帝輕輕他說，「翁同鉗A保薦你很多次了。今年正月初三，朕曾叫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張蔭桓這些大臣在總署跟你談過一次話，你說的活，朕都知道了。那天榮祿說祖宗之法不能變，你說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何有於祖宗之法，即如此地為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你那段話，說得不錯，他們報上來，大家為之動容。後來朕再看到你的上書，朕深覺不變法維新，朕將做亡國之君，因此決心走這條路。你呈上來的《日本變政記》、《俄皇大彼得變政記》，朕都仔細看過了。據你看來，我們中國搞變法維新，要多久，才能有點局面？」

　　「皇上明鑒。依卑臣看來，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我們中國國大人多，變法以後，三年當可自立。」康有為沉著地答著。

　　「三年？」皇帝想了一下，「全國上下好好幹三年，我相信三年一定可以有點局面了。你再說說看。」

　　「皇上既然高瞻遠矚，期以三年。三年前皇上早為之計，中國局面早就不同了……」

　　「朕當然知道。」皇帝特別用悲哀的眼神，望了一下簾外，「只是，掣肘的力量大多了。在這麼多的掣肘力量下，你說說看，該怎麼做？」

　　「皇上明鑒。依卑臣看來，真正的問題是大臣太守舊。他們為什麼守舊？因為制度害了他們。中國的人才政策是八股取士，學作八股文的，不看秦漢以後的書，不知道世界大勢，只要進考場會考試，就可以做上官、做上大官。這些人讀書而不明理，跟不上時代卻又毫不自知，所以只能誤國，不能救國。為今之道，根本上，要從廢除八股取士等錯誤的制度開始；而救急之術，要請皇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因為任何良法美意，一交大臣去商議，就全給毀了。大臣太守舊，不能推行變法維新怎麼辦？皇上可破格提用小臣，以小臣代大臣用，國家自然就有朝氣，局面很快就會煥然一新了。小臣只願為國家做事，不必加其官，但要委以事，不黜革大臣而耀升小臣，漸漸完成新舊交替，這樣子變法維新，掣時的力量就可以降到最低了。」

　　這次召見，時間很長，皇帝大概知道這種召見的情況也很難得、也不宜多，所以一談就談了兩小時。康有為告退後，皇帝頒發新職，名義是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這是相當於外交部的中級官員名義，官位不大，因為大官的任免，都要西太后說了算的，這樣由皇帝賞個小官，自可免得刺眼。但是，五天后就給了康有為一個「特權」——使他可以「專折奏事」，不必再經過其他大臣之手，就可直達天聽。——康有為從十年前第一次上書給皇帝起，一次又一次，費盡千辛萬苦，找盡大臣門路，都難以下情上達。可是十年下來，他終於建立了直達的管道。他要說什麼、想說什麼、有什麼好意見，總算不必求人代遞、被人攔截了。而他傾訴的物件、條陳的物件，不是別人，而是高高在上的當今聖上。一種得君行道的快感，使康有為充滿了希望。現在，他四十一歲了，他甘願做一名小臣，在皇帝身旁為國獻策。召見以後，他又陸續呈送了他著的《日本變法考》、《波蘭分滅記》、《法國變政考》，加深皇帝從世界眼光來看中國的水準，這是一種橫向的努力；相對的，他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則是一種縱向的努力。他用龐大的證據、深厚的學問，說明中國人信奉的孔子，其實正是主張改革的人，抓住孔子做擋箭牌，守舊分子要反對，也反對不來了。十年來，康有為在縱橫兩方面的努力，如今都到了最後考驗的關口，他感到無比的欣慰、興奮與自信。

　　皇帝在召見康有為後的第七天，就先下詔廢除了八股取士制度。接著，在康有為的籌畫下，小臣們一個個被重用了。召見以後不到三個月，皇帝下了命令，給四個小臣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軍機章京是軍機處中四品官以下的官，相當於皇帝的機要秘書，軍機處的首領是軍機大臣，都是三品以上的官，都被西太后扣得緊緊的，皇帝無法說了算，只能自己任命四個章京來分軍機大臣的權，把他們特加卿的頭銜，點名參預新政，這種安排，是很費苦心的。四個章京中，小臣楊銳、小臣劉光第是張之洞的學生，小臣林旭是康有為的學生。他們三個人，都參加過康有為召開的保國會，很早便與康有為認識了。可是最後一位小臣，不但沒參加保國會、也沒參加強學會。就跟康有為的關係來說，是後起之秀。這個人籍貫湖南瀏陽，生在北京，三十三歲，身分是江蘇候補知府；他的父親是湖北巡撫，這位巡撫是翁同龢朋友，翁同龢見過老友此子，在日記中寫道：「……通洋務，高視闊步，世家子弟桀傲者也。」可見他的氣派。軍機章京在皇宮裡分成兩班，這個人分到與劉光第一班。第一天上班，他「桀做」地走進了內廷外面，禦史問他、太監們問他，他一言不發，拿起毛筆，在紙上寫了三個大字——「譚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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