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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簫的人(1)


  南屋常年是陰暗潮濕的,受不到一點陽光的照射。北平人說:「有錢不住東南房,冬不暖,夏不涼。」真是經驗之談。我雖然把兩明一暗的三間南屋佈置成很好的客廳——緞面的沙發,硬木的矮幾,牆角的宮燈,仿古花紋的窗簾,腳下是軟軟的地毯;但是我們都沒有興趣到南屋去,熟識的朋友來了,也還是習慣到我們起居飲食的北屋來坐。

  就這樣,我們整年地把南屋冷落著。小三合院中心一棵好大的槐樹,像一座天棚,整個夏天遮蓋著這院子,但是南屋更陰暗了。秋天槐花落了滿院子,地上像鋪了一層雪。我一簸箕一簸箕地掃著,心裡就打著南屋的算盤;煤這樣貴,今年冬天我不打算在南屋裝洋爐子了。把去年留下的兩個爐子的煙筒挑一挑,用在北屋的一個爐子上大概夠了。鐵皮暴漲,煙筒省一節是一節,大家都儘量把爐子裝得移近窗戶,這叫做「縮短防線」。我又想,為什麼不把南屋租出去呢?既節流,又開源。

  這個主意說開了去,大嫂很快就引來了一位房客,她給我介紹說:「咱們南京老親端木家的三太太,你仿佛說過,中學裡教過你地理的,就是三先生。」

  我說:「是呀!端木老師不容易被人忘記,他的……」

  「他的眼鏡。」端木太太立刻微笑著接腔。

  回憶到學校的生活,我很開心,我大笑著說:「是的,眼鏡,還有冬天那條長長的圍巾,脖子後面總拖著那麼長的一大截,飄蕩著。」

  據說端木家這門老親,和我們攀來巴去,算是平輩表親。端木朴生老師已經死了十多年了。這位端木太太因為一直在外面做事,所以大家都稱呼她一聲「朱先生」。我對端木老師的印象,也只是那掉在鼻樑中間的眼鏡和長圍巾這一點點而已,他實在只教了我連一學期都不到。

  說是平輩,朱先生比我年紀大多了,已經兩鬢花白,她雖憔悴,但很穩重,也整潔,眉目間藏著年輕時代的風韻。這樣的形容似乎很矛盾,但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確是這樣。

  她是從東城她的親戚家搬出來的,因為她在師大的圖書館工作,住親戚家雖然方便,只是離學校太遠,往返不便,我們家可離師大很近。

  「老胳膊老腿兒啦!讓我來來去去地趕電車,我也追不上,到了冬天,骨頭節兒就仿佛泡在醋裡,那麼酸痛,真不是滋味兒。」她苦笑著說。

  但是我想到陰暗的南屋,租給這樣一個獨身而患著風濕的老女人住,而我這年輕健康的卻住著陽光普照的北屋,倒有點不自在,我只好說:「只要朱先生不嫌房子小,不嫌我三個孩子吵鬧。」

  朱先生搬來的時候,槐樹葉已經掉完了,光禿禿的枝子在冷風裡挺著。南屋裡我們原來的那一套傢俱,都移到北屋來,北屋顯得擁擠,但是卻像暖和了些。太陽從寬大的玻璃窗透進來,照到紫紅色的沙發上,發著亮光,摸摸是熱的。我很喜歡這種氣氛,抱著孩子坐在沙發上,望著南屋朱先生在忙碌;盆兒呀,罐兒呀,煤球呀,都堆在南屋房檐下的石階上。那地方原來我都擺著菊花,現在這麼一來,原有的一點兒藝術氣氛就沒了。

  宋媽和朱先生的一個侄女在幫著整理,中午我當然邀她來我家吃飯,她進屋來先在洋爐子旁烤著搓著她的凍得發僵的兩手,看著牆上掛的我和凡帶著三個孩子的照片說:「一個人也是一個家,什麼都扔不下,就像蝸牛殼似的,再簡單,也得把它背在身上,帶來帶去。」

  她沒有生育過,體態較少變化,也可想見她年輕時的輕盈。她如今穿著青嘩嘰的罩袍,平平貼貼,一點褶痕都沒有,我只覺得她太整潔了。聽了她的話,不知是出於安慰還是真的感覺,我說:

  「我現在就覺著一個人最舒服,三個孩子加一個丈夫,真亂死我了,我常對凡說,多咱能離開你們清淨幾天才好。要知道伺候大人也不比伺候孩子省事。」我最初是為了安慰她的孤寂,而故意說出羡慕她的話,但說來說去,也說出了我的牢騷。

  「別這麼說!」她笑著止住我。

  「這是真話呀!」我也笑著說。

  「真的離開你,你又不放心了。」她說著拍拍我的手背,仿佛我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她搬來後,每天早出晚歸,冬天日短,回來後,天都快黑了,大家都縮在屋裡過日子。窗簾拉上,探到爐中去的尾巴壺的水滾開著,孩子的吵鬧歡笑聲,使我應付這三間北屋裡的生活,已經來不及了,這晚上的幾小時簡直就和屋外隔絕了一樣。有時我會猛想起,對面還有一家新街坊呢!我想著到朱先生屋裡去談談,像拜訪朋友似的。但是等到夜靜後,我也疲乏了,掀開窗簾一角向南屋看去,外屋的燈已經熄了,裡面是她的臥室,低燭光的燈亮著,怕她已經就寢了,也就不好去打擾。有一兩次也仿佛聽到樂器的聲音,但被孩子或客人的說笑聲遮蓋了,就沒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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