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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

「沒什麼要緊事，真有，他們會打電話，或者乾脆不說。信都是讓人們在茶餘飯後看的。你要是擔心有什麼要緊事，你拆開來，念給我聽。」 　　「你的信，我不拆。再說是你家的信，要緊事也要緊不到我頭上來。」 　　「不拆算了。那就先放在你那兒，我有空再去拿。」 　　唐敏想乾脆把信送過去，晚上餐館快打烊時，她上餐館找董浩。老闆說董浩去別的地方幹了。 　　「到哪裡？」 　　「不知道。」老闆不知怎麼的，冒出一句，「他是在這裡出生的。」 　　唐敏當時沒有聽懂，笑：「他是大陸來的。」 　　老闆說：「他是從這裡學會生活的。」 　　與唐敏找他的同一時間，董浩正行駛在回家的高速公路上。 　　在美國這麼多日子，他只在一個地方呆過——中餐館，整天就是宮爆蝦、甜酸雞、蔥爆牛肉。他已經是個跑堂的老手了，知道什麼時候該幹活，什麼時候可以偷懶。那是沒有思想的日子，早上十一點上班，晚上十點下班。生活很簡單：一件白襯衫，一條黑褲子，兩條短褲。一開始還有委屈，有鬥爭，有困惑，現在麻木了，什麼感覺也沒有。白天打工，晚上回家看中文錄影帶，一二點睡覺。第二天早上一睜眼又是打工。打了半年工，他從科長打成了工人大哥，被社會教育得任勞任怨。惟一的樂趣就是每天晚上數小費那一會兒，覺得吃點苦還值得。一個月賺二千多美金，只是這又有什麼意思呢？ 　　別說他了，就是餐館老闆都沒意思。現在這家餐館老闆是個香港人，腰纏萬貫，卻開著破車，穿得像個撿破爛的，每天干得灰頭灰臉，也要求別人幹得灰頭灰臉。有一天，老闆的小孫子來店裡，問：「爺爺，今天晚上我們可不可以不吃店裡的菜了？」上一代的中國人就是瀟灑不起來。 　　「回不去了。」董浩常聽人這樣說。起初不理解，現在才體會出它概括了一個中國人對命運太多的順從和不順從。在美國，生活上又能把人苦到哪去？只要你努力，生活都過得去，只是精神上比較普。他羡慕餐館裡的幾個墨西哥人，知足而肯幹，開著大大聲的音樂，快樂地扭著身子洗著碗。他就是因為多讀了幾年書，多個思想，事實上他忍受不了的，就是那個思想。與他同室的是一個作曲家，他們在一起，什麼都談，女人、錢、身份，就是不談思想和藝術。有一次，音樂家對他說，他不敢談音樂，音樂太精神了、而他現在連物質都沒有保證，離精神太遠了。 　　他的車子行駛在公路上，看著燈光閃爍的城市，突然間感覺很難受，這是人家的美國啊，我在這兒幹嗎？外面的世界變化得這麼快，我就在餐館裡進行重複勞動。來美國近半年了，得失寸心知。 　　他明白，是應該做決定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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