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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我推開大谷先生拿著錢的手,想說聲「再見」都說不出來,彎腰鞠一大躬,飛奔而出。剛一踏上電梯,便開始「淚飛頓作傾盆雨」。眼淚一發再也不可收拾。走在馬路上,流淚;站在月臺上,流淚;坐在電車裡,還流淚。所有的人都看著我竊竊私語。我乾脆不管不顧地任憑眼淚肆意流淌,甚至連擦都不擦。隨人家看,隨人家說,隨人家笑。什麼面子不面子,這種時刻還管它什麼面子!一路哭到了家——索性連味道園也不去了——一頭紮進房門,更是驚天動地地大慟起來……

  這確實是我留學日本以來情緒最糟的一天,在這兩年多的海外生活中,我還從沒象這個8月似的一連碰這麼多的釘子。但是,我哭,絕不是因為悲觀,失望,而只是因為我不能服氣。

  哭到眼淚一干,心仿佛也橫了。你們看不起我,我可是偏偏看得起我自己。我就不信,自己是一團沒用的該扔的垃圾。我就不信,這個世界上會沒有人瞭解我,需要我,支援我,幫助我。我相信自己是一塊鐵,一塊鋼,它一定有用武之地。我要穿上鐵鞋把那用武之地找出來。

  晚上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了渡邊寒鷗先生。他是一位日本著名書法家,曾多次到過中國。我來日本後,曾在一次宴會上見過他一面。當時他對我說過:「今後生活上如果遇到什麼困難,告訴我,我盡力幫助你。」但是由於他在我的眼中既是位大名人又是位大忙人,所以一直沒跟他聯繫過,以至於幾乎把這個人忘掉了。

  我一骨碌爬起來,翻找渡邊先生的電話號碼。一個本子一個本子地翻。從今年的翻到去年的,又從去年的翻到前年的。終於從一個舊通訊本子上找到了他家的電話號碼。邊想都沒想就撲向電話機,撥完號碼,那頭的電話已經響了,我這才看見錶針已經指向夜裡11點。這個時間打電話太不禮貌了。剛要把電話掛掉,那頭有人接了:

  「喂,喂,」是個女人的聲音。

  「對不起,請問是渡邊先生家嗎?」

  「是呀,您找誰?」

  「渡邊先生在家嗎?」一邊這樣問,心裡卻覺得自己實在太不懂禮貌。

  「他今天出去參加一個活動,現在還沒有回來。您是哪一位?」

  「我是一個中國留學生。您是渡邊先生的夫人嗎?」

  「對。」

  渡邊先生的夫人,我也是在那次宴會上見到的。

  「您還記得我嗎?……」

  就這樣,我跟渡邊夫人在電話裡聊起天來。並且一點一點地把自己近來遇到的一系列麻煩全對她說了。她聽完了,立刻安慰我:

  「等我丈夫回來以後,我馬上把你的事告訴他。我們會想辦法幫助你,你不用擔心。」

  第二天一大早,天剛濛濛亮,我還在睡夢中就聽到了電話鈴的響聲。誰這麼大老早給我來電話呢?一拿話筒,嚇了我一大跳:

  「我是渡邊寒鷗,早上好!」

  居然這麼快,真是沒想到。

  「你的事我全知道了。我已經考慮了幾條説明你的方案,需要你來共同商量。今天晚上到我家來吧,有空嗎?」

  「有,有。」晚上本來是要去味道園打工的,但是事到這一步,那五千塊錢扔掉也值了。

  沒出半個月,渡邊先生就從他自己的大群弟子當中親自為我招來近30名學生,組成了兩個中文學習班,並且把他給學生上課用的書法教室也毫無保留地借給了我……

  9月清爽的秋風,終於將8月份陰鬱的愁雲驅散得一乾二淨。

  我又變成了一個忙人。白天急急忙忙去上學,晚上急急忙忙去上班。味道園一個星期只能去一個晚上了,因為我不光要教兩個中文班,而且要教新新貿易公司的四名職員,還要教島本,另外還有那位律師先生——九月中旬一過,他就迫不急待地打來電話,要求立即恢復中文學習。

  偏偏就在我忙起來的時候,我的那位老同學給我來電話了:

  「舞蹈伴奏的事我總算給你聯繫上了。那位老師說,他們每天早晨8點到9點半的基本功訓練請你去彈……」

  大谷先生也來電話了:

  「那篇稿子我們還是決定用,送來吧。另外,我給你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工作,在一個公司裡專管接電話,每天上午10點到下午4點,一個月工資十萬……」

  安藤先生也來電話了:

  「一個《報知新聞》社的記者想學中文。但他每天晚上沒空,只能在上午學,你怎麼樣?」

  我想幹,我全想幹。可惜的是,我卻沒有時間了——白天,我得老老實實去上課。

  為什麼我閑得發慌時,什麼好事也不來找我呢?

  為什麼在我忙得要命時,這麼多好事全一塊跑來叫我乾瞪眼呢?

  你說,這世界上的事情氣人不氣人!

  尾聲:寫在陽曆除夕之夜

  很遠很遠地,隱隱約約的,好象飄來了午夜的鐘聲。回頭看看鐘,時間剛過零點。我把伏在桌子上的身體直了起來,雙手高舉著伸了一個懶腰,大聲自言自語道:

  「啊,已經到1987年了。真快!」

  這便是我的除夕夜(日本只過陽曆年)。孤零零的木板屋子裡,一個人。桌上擺著一盞盞幽幽的檯燈。腳下烤著一隻六百伏的電爐。眼前攤著一遝子寫得亂七八糟的草稿紙。房間裡又冷,又暗,又靜。找不著一個人來跟我聊天,更吃不上一頓高盤滿盞的年夜飯……獨自在海外生活本來就是寂寞的,而到了過年,那寂寞感就更添幾層。

  算起來,這是我來日本後的第三個除夕夜了。

  第一個除夕夜,我是在味道園通宵幹活兒幹過去的,兒乎就忘了那是在過大年。

  到了第二個除夕,原本也想那麼幹活兒幹過去,卻不料老闆說話了:「大年三十晚上,家家都在家裡吃飯團圓,店裡沒有顧客。既然賺不了錢,還不如年三十不營業。」

  我真佩服他的會算計,可同時也不禁發起愁來,大年三十叫我一個人在四面透風的「雞籠子」裡熬著,那如何受得了呢?跟我不錯的中國朋友,要麼在日本有家或有親戚,要麼得打工,反正人人都有去處。我去找誰呢?到所認識的日本人家去過年三十吧,自己心裡又不願意。覺得過年就應當是家庭團聚,我不想去破壞人家的家庭氣氛。

  就在這時候,東洋大學一位教授向我發出了邀請:「到我們家來吃年夜飯吧,順便也教我妻子包餃子。當」餃子師傅「?那倒行!於是我便高高興興地去了。

  接著就到了今年,乾脆連請我去當「餃子師傅」的人也沒有了。只好獨守孤燈。

  在中國,過年是件熱熱鬧鬧,大紅大綠的喜事。家裡紅火,街上也紅火。放鞭炮,逛大街,買年貨,拜年……人人喜氣洋洋。可日本正相反。過年時,家裡既不紅火——頂多就是吃吃清淡的年夜飯,看看電視,街上更是冷清。店鋪關門(只有極少數營業),行人稀少,無聲無息。互相既不拜年也不串門,只是禮尚往來地寄寄賀年片。平常那麼熱鬧的一個東京城,一到過年這幾天,簡直就象死了似的,一丁點兒活氣也沒有。

  在國內時,最喜歡過年。喜歡那種氣氛。擠汽車,擠菜場,排大隊,凍雞凍鴨凍肉大筐小筐地往家拎,切呀,洗呀,收拾呀,在廚房裡轉來轉去,在飯桌旁忙來忙去,過節幾天不是你來找我,就是我去找你……忙!比上班還忙!卻痛快。在這種忙亂熱烈的氣氛中體會著生活的樂趣。

  出了國,便也失去了這種樂趣。過年沒得可忙,沒得可熱鬧,甚至想買個東西都買不到。早上起來,一看大米吃光了,趕快跑出去買。嘿,糧食店關門,麵包鋪關門,到處全關門。走了好遠好遠,才從一家雜貨鋪買回來幾包速食麵。可恨!這叫過的什麼「年」!

  忽聽窗外寂靜的馬路上傳來了清脆的木屐聲。拉開窗簾,看見一對身穿和服的老人正「得得得」地從路上走過。深更半夜,他們還要到哪裡去呢?哦,我一下子想起來,他們一定是到明治神宮許願去的。

  我曾聽人講過,每當新的一年剛剛降臨的時刻,許多日本人,尤其是老年人喜歡到神社去為新的一年許願。一到每年正月初一的清晨,東京最大的神社明治神宮都會長龍般地聚滿前來許願的人們……

  我這個人不信神,也從未許過願。可是今天,我卻覺得心裡有一股深深的祝願,想要寄託給冥冥的蒼天。我立刻抓起大衣披在身上,鎖好了門,朝著車站,不,是朝著明治神宮急步而去。

  我要祝願親愛的爸爸重病痊癒,

  我要祝願親愛的媽媽身體健康,

  我要祝願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事業穩步前進,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我要祝願一個繁榮富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日屹立在世界東方……

  雪,稀稀疏疏地,輕輕柔柔地從朦朧的夜空飄落下來,飄落下來……

  1987年1月3日

  于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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