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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後來我又給安藤先生，川崎等熟人打了電話，但心裡仍然感到空空落落，一片渺茫。仰望著天花板，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地冥思苦索：還有什麼辦法呢……這時想起以前曾聽人說過什麼寫自我推薦信的事——翻遍全東京的電話號碼簿，把所有搞日中貿易或日中關係的公司名稱全記下來，然後一封一封地給他們寫信寄相片，毛遂自薦。據說運氣好的，還真的撈到了待遇不錯的翻譯工作。雖然命中率很低，但也不妨試一試看。

　　我猛地又來精神了，馬上坐起來起草自薦信。老王賣瓜，胡吹了一通之後，又翻電話本，胡亂地抄了幾個公司名字，把信發了出去。心裡卻明白地知道，我這個瞎貓是撞不上死耗子的。

　　翻電話本倒叫我想起了旅遊公司。那些專搞中國旅遊的公司需不需要口譯和異遊呢？我知道去這種公司需要有人介紹並經過面試的。可我找誰給我介紹呢？

　　學生們一「罷課」，我的日子變得難熬之極。學校放假，白天已經夠閑的了，而到了晚上又猛地失了業，既無中文可教又無盤子可端，整日遊遊蕩蕩，邁著四方步還覺得光陰打發不完。本來「有時間」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我眼下的這種「有時間」是被強加到頭上來的，更何況是付出了金錢的代價的，因此分分秒秒都伴隨著精神的痛苦。我讀書，讀不進去。寫東西，寫不出來。覺得心裡憋悶得厲害，卻偏偏不想找人交談。呆著，想走動走動。走著，又想躺下。屋子裡靜得煩人，一開收音機——甭管是以前多少愛聽的曲子，一聽立刻感覺吵得受不了。電視機更是絕對不看。不知道餓，也不知道飽。不知道困，卻又總也打不起精神。腦子裡似乎在想一千個一萬個辦法，卻又似乎什麼也沒想，只是在等，等，等。心裡似乎是冰涼冰涼的，一切隨它去，聽天由命；卻又仿佛是火燙火燙的——工作，出路，整日在烤我，煎我。

　　不過三四天的功夫，我覺得像是過了一個世紀。收入一沒有，竟連日子都不敢過了。只要一開燈，一擰水龍頭，一點煤氣，一買東西……都立刻會想到「錢」，我正在一點一點地挖學費，我的寶貝學費呀！不行，我得幹，我得掙，我得找差事。無可奈何，我還得打電話求人。

　　我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一個老同學。她也是搞音樂的，比我早來日本幾年，因母親是日本人，現在全家已經在日本定居了。我還是在來日本之前得到過一個她的電話號碼。

　　電話撥通了。她一聽說我有困難，立刻深表同情：

　　「那滋味我嘗過，知道。你先別著急，需要錢的話，我先借給你。」

　　「錢不需要，就是想找事。」

　　「當然，我這就幫你去打聽。我以前幹過一陣兒舞蹈伴奏，後來教上鋼琴那個工作就不幹了。我馬上打電話去問那個舞蹈老師，看她那裡缺不缺伴奏。這工作你覺得怎麼樣？」

　　「當然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有教中文的工作的話……」

　　「那個我也幫你去問。我丈夫前一陣兒在日中友協教過一段時間中文，不知道現在那裡怎麼樣。過兩三天你再給我來電話，我告訴你結果。」

　　三天之後，我又給她打電話。

　　「舞蹈老師那裡，我打了幾次電話她都不在。她兒子說她最近正忙於什麼舞蹈學校建校多少周年的慶祝活動，一天到晚有活動。不過我再接著給她打電話，一定找到她本人。中文的事不太好辦，人家現在有老師。你難道非教中文嗎？筆頭翻譯怎麼樣？」

　　「有嗎？」

　　「我的一個朋友認識一個搞什麼雜誌的人，聽說他那裡目前需要搞中文筆譯的。」

　　「我從來沒幹過，不過不妨試試看。」

　　「好吧，那我把那個搞雜誌的人的地址告訴你，他叫大谷，其實我也不認識他，光有一張他的名片。」

　　第二天，我就跑去找這位大谷先生。

　　大谷先生是個七十過半的小老頭。頭髮雖然全白了，人卻精神矍鑠。講話聲音很大，在椅子上一會兒也坐不住。一見面，他就開門見山地問我：

　　「你日文怎麼樣？」

　　「不怎麼樣。」

　　「不怎麼樣幹嗎到我這裡來？」老頭挺直。

　　「因為我對自己的中文有信心。」

　　「好吧，那你就先翻些東西看看。」

　　他的助手交給我一打小稿子，一看，全是介紹日本經濟的，我二話沒說塞進書包。

　　「不過我得先告訴你，如果我們認為你這東西翻得不好的話，稿子就不選用，稿費當然也就沒有。」

　　「這我知道。」

　　「怎麼，看你好象不太高興？」老頭歪著腦袋盯著我。

　　「沒什麼，生活上有點小麻煩。」本來並不想說，話自己從嘴裡跑出來了。

　　「哦？有什麼困難？」

　　既然他問，我就乾脆來個「竹筒倒豆子」。

　　「嘿，真夠嗆！你們這些中國留學生，偏偏想跑到日本來，不知道日本生活沒你們那邊舒服嗎？」

　　「知道是知道……」

　　「那你現在怎麼辦？吃飯的錢有嗎？」

　　「暫時還沒問題，如果儘快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的話。」

　　「比方說，什麼樣的工作呢？」

　　「教中文。」

　　「學生不好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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