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海外故事　>　日本留學一千天　|　上頁　下頁
六七

　　「我現在正忙，要趕著發稿，英·甘地被刺了！」

　　「什麼什麼？」我沒聽清，再問時，他老兄早把電話掛了。直到第二天清早，我才從報紙上看到印度總理甘夫人被殺的消息。

　　大概是長期緊張過度的原因吧，田村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似乎都不太好。他幾乎每次出現在我面前都是這麼一副形象：低垂著頭，稀稀落落的幾縷頭髮狼狽地掛在腦門上，一個肩膀上胡亂地搭著件外衣，一隻手晃裡晃蕩地拎著皮包，拖著沉甸甸的步子，搖來晃去地朝我的校門口走來。直到我迎過去叫住了他，這才如夢初醒般疲倦地對我笑笑，用全無底氣的聲音問個好，往往還要加上一句：

　　「昨天又加了一夜班，唉！真是累死了。」

　　工作這麼忙這麼累，他卻還要抽出時間來學習外語（除了中文還有英文），而且學得很用功。他每次來上課都必定帶著自己忙裡偷閒寫出來的中文作文請我批改。這些作文，短則一兩百字，長則四五百字。一篇篇都寫得認認真真，找不出一點敷衍了事的痕跡。

　　對我來說給田村上課是一件極為愉快的事。他的中文程度相當深（他在大學時是專攻中國近代史的）。跟他在一起，不僅可以自由自在地用中文進行交談，還能把許多我喜歡的中國近代小說作為學習的教材。然而更主要的卻是，他在我所認識的日本人當中是與我思想最接近的一個。

　　記得頭一回跟他見面，他在自我介紹時隨口說了這麼一句話：「我最欽佩李大釗先生，十分贊成他的思想。」一個日本人居然講出崇敬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先輩的話來，不勝驚訝之餘，我確實感到大大的欣慰。就仿佛一隻生活在雞群裡的鴨子，突然一天發現了一隻自己的同類。而事實上，我們的每一堂課也從來離不開關於中國的歷史，社會，政治的暢快交談。

　　每當我給他改完了作文，打開一篇當代的中國小說開始邊讀邊講時，他總會順著小說的內容讓我告訴他許多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建國後的反右鬥爭啦，大躍進啦，人民公社啦，四清啦，彭德懷啦……尤其是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歷史回顧，紅衛兵運動，鬥爭「走資派」，大串聯，揪劉，武鬥，「二月逆流」，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築，革命委員會，上山下鄉，早請示晚彙報，八個「樣板戲」，語錄歌，「忠」字舞，林彪事件，總理逝世，天安門事件，「四人幫」垮臺……

　　一般來講，我不喜歡跟人輕易談起這些，太痛心！沒在中國大地上生活過的人難以理解這一切。但我很愛對田村講。因為他那雙靜靜地透過厚眼鏡片射過來的目光，在不斷地告訴我：他懂，他理解，他跟我同樣為中國這段曲折歷史而激動不平。而我則像是好容易抓到了這麼個高談闊論的機會，滔滔不絕，好象這輩子從來沒有說話說得這麼痛快過。

　　沒有漂洋過海的人大概很難會體會到，一個人在海外若能遇上個思想，精神，政治上的「談伴」是多大一種精神解脫和享受！

　　田村在課上講得不多，但也常講——用中文回答我向他提出的種種有關日本的問題。他講起話來慢變斯理，臉上帶著寬容的微笑，仿佛坐在他對面的我只是個不足掛齒的黃毛丫頭。

　　「是啊，日本的男人晚上下了班，一般都不立刻回家，而是跑去喝酒。」一次，田村在回答我的「為什麼日本男人不回家吃晚飯」的問題時這樣說：

　　「當然有些人是因為家庭生活不幸福，企圖逃避，或者乾脆有了外遇。不過對於大多數人來講，原因不在這裡。首先這是一種社會交住上的需要。比方一樁買賣，在公司的辦公桌上也許達不成，可到了宴會桌上就可能成交。酒，象一種潤滑劑，能使本來卡住不動的東西運轉起來。所以，下了班一起喝酒，也就成了公司之間，人與人之間聯絡感情，打開局面的一種手段。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們想借此求得一種精神上的放鬆。日本人工作時的緊張程度在世界上堪稱第一，這你知道。但是日本人在工作精神上卻往往受著壓抑，這你卻不一定瞭解。日本的大公司，大企業，特別是那些創出了名聲的，內部都有鐵一般的上下級關係。對於任何一個上級，你只有服從的權利。讓你怎麼樣，你必須怎麼樣。對也好，不對也好，你只能『是！是！是！『彎著腰，掛著笑。如果碰巧讓你幹的與你自己想法一致，那當然很好。可是如果不一致而是滿擰，那就只有自我克制。每天每天的自我克制對人來說實在是精神上的一種莫大折磨。你們中國人有』提意見『一說，有用也好沒用也好，總也是個出口氣的途徑。可在日本，除非你自己辭職走人，作為一個下級，除了在自己心裡窩著，憋著，壓著以外，再沒有別的辦法。所以，一天下來，若不到酒館去麻醉麻醉自己，或邀上個好友借酒發發牢騷，吐吐悶氣，心裡的包袱就卸不掉。」

　　「那也可以回家去喝嘛，為什麼非在外頭喝？」

　　「在家裡受老婆限制，又影響孩子。而且有很多不痛快未必能對家裡人說。」

　　「我天天在回家的夜班電車上，路燈下都能看見醉得一塌糊塗的人。在日本，難道心裡不痛快的人真有這麼多嗎？」

　　「確實。」田村重重地點點頭：「日本人本來心胸就不開闊，而各種各樣的矛盾常常又埋得很深。中國人不一樣，什麼都明朗化。」

　　「那麼你呢？工作時也常常不痛快嗎？」我莫名其妙地突然問了這麼一句。

　　「是啊，常常很煩，總跟上司的想法不合拍。」他搔一搔光光的頭頂：「但是只好忍著。」

　　「為什麼不換個工作單位試試呢？既然自己有能力。」

　　「唉，到哪兒都一樣。再說已經在《朝日新聞》幹了二十多年了……我倒是希望有機會到中國去當幾年駐外記者。真的，這是我最大的願望。」

　　「我相信你一定會有機會去的，你的中文這麼好。」我不是鼓勵他，而是真的這麼相信。

　　又過了不知多久，一天他來上課，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

　　「今天是咱們的最後一次中文課，很遺憾。」

　　「為什麼？」我以為他在開玩笑。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