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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沒關係！」他反倒滿不在乎：「只要咱們每個人再加一把勁兒！」 　　「如果再有人要走呢？要是店裡的打工的人都走光了呢？」我故意反情況說得=嚴重。 　　「那就再招人來唄！」 　　「招不來的話怎麼辦？」 　　「那是不可能的。」他十分自信地說。頓了頓，又補充了一句：「就算一個人都沒有，光我自己。也要幹下去！」聲音不大，但一股堅韌的力量從他深邃的目光中透射出來。 　　「你們倆在談什麼呀？這麼親密！」鈴木不知什麼時候湊了過來。 　　「我們在談什麼時候去聽你的巴赫演奏會。」店長打趣道。「咱們還是先聽聽小陳唱歌吧，輪到小陳了。」鈴木帶頭鼓起掌來。 　　唱歌？我還真還做這個思想準備。這裡要是有一架鋼琴多好，我對彈琴要比對唱歌自信多了。款…… 　　「歡迎，歡迎！」老闆把兩隻肥胖胳膊舉得老高，拍著巴掌。這可把我難壞了。日本歌，不會唱。中國歌，全忘了。然而不唱又顯然是不行的。 　　「我，我唱什麼呢？」我多麼希望他們饒了我。 　　「唱什麼都行啊！」大家一致說。 　　「日本歌，我還不會呢。」 　　「就要聽你唱中國歌嘛！」 　　「中國歌……唱什麼好呢？」我拼命搜腸刮肚。 　　「唱什麼都好！」 　　「唱國歌唱也行！」大上君一本正經地說。 　　當然，在這種場合唱國歌是不合適的。但他的提醒卻使我腦海中飛速閃過了那激昂的歌詞：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邁著巨人的步伐前進，前進行，前進進！」 　　我突然想放開喉嚨對著祖國的方向高喊： 　　「起來吧，祖國！ 　　前進吧，祖國！」 　　我覺得自己的眼睛有點兒潮濕，喉嚨也象塞進了一團什麼東西。然而，緩緩地，輕輕地，我唱起來了： 　　「…… 　　人人都說天堂美， 　　怎比我洪湖——魚米鄉 　　……」 　　第十一章　籬下 　　身居海外的人常愛用「寄人籬下」這個詞來概括自己的生活感受。到日本以後，我多少也算是領略了一些「籬下」的滋味。這種滋味說透了，其實就是感覺受到某種無形桎梏的不自由的困苦。所謂「桎梏」，有時可能來自人為，但也常常來自另一個國家，民族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方法或社會習俗。 　　別看中國和日本僅僅一水之隔，坐上飛機用不了兩三個小時，可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上卻天差地別般地不同。 　　比方說「吃」，中國人是講究實惠，首先從好吃，從增進食欲出發。而日本人則是營養價值第一，好吃不好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頓飯（早、中晚飯還各不相同）要向身體裡輸送多少維生素，蛋白質，熱量……。為此，他們不但雞蛋，牛奶，魚，蔬菜全都生著吃，而且把水果看得比飯更重要。 　　我們中國人買菜，做飯，即使再沒錢也往往不失「氣魄」。買菜一買一大堆，買肉一買一大塊；買水果一買一大筐；盛飯一盛一尖碗；盛菜一盛一滿盤；盛湯一盛一大碗公。日本人卻完全相反——不管多麽有錢的家庭，他們買也好，做也好，吃也好，都是一小點兒一小點兒的。表面看去飯卓上盤盤盞盞挺有氣派，可仔細一看，個個都不過是一個碗底兒（更誇張些說是一口）的量。在中國人看起來，這簡直接近小氣、摳門兒了，可他們恰恰認為這樣才顯得有修養，有禮貌，又雅觀。 　　那時候，我經友人介紹住在一個名叫川崎的三十多歲獨身女子家裡。她是個幼兒工作教育者，為人十分忠厚老實。出於對中國的友好感情，對我的接待也是盡心竭力。可是我，卻自始至終被那種桎梏著的感覺苦惱著。 　　當客人，如果是一天兩天，一周兩周，可能不失為一種享受；但如果長期地當下去，「客人」由一種臨時稱呼變成了固定身分，那就很可能變得不能忍受。一天兩天地日本式黃醬湯，生菜，小碗飯（頂多一兩），可能還覺得沒什麽，甚至蠻新鮮。但要是一天接一天的黃醬湯、生菜、小碗飯……問題就來了。 　　那時候，與日俱增的饑餓感和對日本式飯菜的厭惡感惡性循環著向我進攻。又餓，卻又討厭吃；越討厭吃就越餓。獲得做飯的權利竟成我了的一種奢望。其實要在中國，客人做做飯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可在日本（至少在川崎家），客人就是「吃飯」的，做飯只能是主人的職責。無可奈何，我不得不一天天強作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樣子吞下沒有一點兒滋味的煮南瓜，炸白薯，炒老玉米豆（這些在中國被當作主食的東西，到了日本全成了下飯的菜，而且其營養價值被吹得神乎其神）；不得不把明明需要裝三兩米飯或四兩麵條的胃縮小二分之一；並且不得在一個又一個夜晚把褲腰帶勒了又勒，三四個小時甚至四五個小時是耐著性子乾等川崎回家起火做飯。 　　到味道園做打工以前的日子是我覺得最難熬的一段。日語學校的課每天都是下午4點結束。我卻害怕下課，害怕回家。我怕在那四處散發著寒氣的幽暗屋子裡幾個小時眼巴巴地等待川崎回家，我怕在那寂靜得如同墳墓般的空屋子裡聽窗外嗚嗚嘶叫的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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