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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記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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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見面的第一次相信極早,甚至可以早到他做人的世界觀還遠沒有形成之前,而當時的我卻還在磨煉人形及步伐。 但我們再見時,彼此的周遭已是物也不是人也非了。 再後來和他在紐約見面時,遠遠地看著他,我竟失去了打招呼的衝動。當時在那種「物更不是」的地方,我甚至覺得他已經「人更非」了。 我這麼議論死者不知是否有什麼不韙之處,但我想我無論如何是沒有講假話的衝動的,一向推崇純真的顧城在天之靈相信也能諒解,畢竟我們之間的人生有過幾次直接的碰觸。我想追憶的,其實也就是這一些點點滴滴匯入心頭的情結。 再聽到他消息的時候,則是1993年10月10日,他死後的第二天。 10日那天早上,在聽到顧城的事後,我即致電給我的一位最近還和顧城有過過從的朋友,在我們將近20分鐘的通話時間裡,他那邊的線路平均每隔三分鐘插進來另一線,「都是要說顧城的事,」他每次簡單地先把插進的電話結束掉回到我的耳邊時都這麼說,畢竟,我是先到者。 巧的是,小時候,我家和顧城家是緊隔一道牆的鄰居。當時,他的父親顧工和我父親同在解放軍報社工作,而報社家屬院當時就設在北京西直門內的馬相胡同一帶。我應該是對他的姐姐顧鄉記憶比較深,而對顧城其人的印證是在將近20年後我們重見時才確定的。 那時,我家的兩扇門之間被一扇走廊門隔開,而這扇走廊大門又經常被大樓管理人員不明緣由地緊鎖著。每到顧家一側的總樓門剛巧被大樓管理人員同樣不明緣由地緊鎖時,顧家的人都會敲開我家緊靠他家一側的門,經由我家,從我家的另一扇門走下樓梯出大門。 小時候,記得最深的是顧家的大女孩時常走過去,再就是依稀記得另有一個男孩也走過幾次。 非常後來了才知道,這確實就是顧城。 我當時只有四五歲。 後來長大了知道老鄰居顧家的家長是個詩人。 等到我開始去上海上大學後,顧城出現了。 我然後發現依他和顧工的關係他應該是做過我家鄰居的。 我於是又在我所就讀的那所枯燥無比的工學院圖書館的書架上買到一本《舒婷、顧城詩選》。在那幾年,舒停已經是中國從南到北最具名氣的青年女詩人了。當時想像力比較貧乏,竟由此順理成章地認為可能我的這個鄰居已和舒婷結了秦晉之好,因為無論如何他們的情抒一書總該有他們的道理。 認真地和顧城面對面地談話是在許多年後。我當時已經開始孜孜不倦地寫詩了。 大約是在1987年,當時中國作協等組織舉辦了一個簡稱為「青創會」的青年作家工作會議,看到北京代表的名單時,在我確知我也將參加這一會議的同時,我並確知顧城也將參加這一個會議,他和我同屬北京詩歌作者代表。 我就是在那個接二連三開了好一陣子的會上見到顧城的。大家都住在位於北京豐台的京豐賓館裡,傳說中這幫青年人直搞得一派昏天黑地。 見到他時,他的身旁多出一位眼睛相當大的女孩。因為當時的舒婷也作為福建方面的代表出席了會議,平鋪直敘地想像她和顧城也成不了一對,那麼,當年我在上海對顧、舒二人的猜測看起來應該是出版社的道理了。 有人就介紹說,那個大眼睛女孩叫謝燁,上海人,是顧城在火車上搭訕上的,看著那個女孩的樣子,不免覺得對顧而言,他著實是搭上了一趟好火車。 和顧城在這次會中的談話是我們畢生中的唯一一次,早知如此,我想我會多多利用的。 我當時告訴他我曾是他家借道多年的鄰居,他當時眼露驚訝地說,他小時候的確曾經常走借鄰居家的那兩個門。他說他仍能記得那家的大人每天都把地板擦得十分光潔,有時他不忍踩上去就會脫掉鞋子赤腳而過。 他說他仍能記得那家大人手執一塊給地板打蠟布眼看著他拘謹走過的神態。我說那個大人就是我的父親。 他又說他也記得那家人家的家裡有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我聽到這裡的時候忽然就有了一種奇特的感覺,我隱隱覺得我們和顧家該有著一種說不出的連接,這種連接究竟是什麼,我講不清楚。 我那時有點哽塞地對顧城說,我就是那家人家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中的那個「小女孩」。 那個小男孩是我哥哥。 後來認真算下來,他是比我哥哥還要大上兩歲的。他說他早年間去了農村,所以不如他姐姐從我家走得勤。 說也奇怪,這個名為「青創會」的會議上,北京市的13位代表中除我與顧城之外還有一位叫做尚敏的中篇小說作家,而該尚敏正是當年在西直門馬相胡同軍報大院樓內住在我家正對面、也就是顧城家斜對面那戶人家的孩子。 再深想究竟顧城家對面住的是什麼人時,我們三人竟無人能記得了。 那棟樓上的那一斷的風水可能相當毒狠,竟影響了這四戶人家中三戶的「小男孩」、「小女孩」。 1989年年底,我決定到美國紐約留學,到了紐約這塊人欲橫流的地方後,我覺得我已不想寫詩了。 我想我無疑是被「人欲橫流」同化了。 從那時至今,我想我已經忘了什麼是寫詩這回事了。在紐約匆匆忙忙的街頭,每當遇到熟朋友問起是不是還寫詩時,我總忍不住未語先笑。 記得小時候才練著寫詩時常把寫好的東西拿給父親看,當時的父親也曾逐字為我修改詩稿。 等我大了以後, 父親讀我的詩則常常是在東西發表之後,但他這麼「讀」了一年之後就明顯地興味索然。有一天家裡沒人時,他忽然說:你能不能寫一點讓大家看得懂、有用的東西? 到紐約後,我想我在另一重意義上瞭解了詩之于社會的意義,也明白了父親在沒人的家裡對我說出的那番話之於我的重要。 而我也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又見到顧城的。 1992年夏天,忽然聽說北島、顧城、舒婷和楊煉四位當年中國最具名氣的前衛詩人要在紐約講詩,那個晚上我就獨自去參加了這種對我來說已是久違了的場合。 他們出現的地點是在曼哈頓中城的亞洲協會裡,他們坐在小禮堂舞臺之上燈火通明的長條桌後,逐一念了自己的詩。 我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重見顧城的。 他當時穿了一件顯而易見的大陸老式毛線衣,一副孩童的神情。他在念他的詩時十分偏執地半仰著頭。讓我唯一記得的是他念的是一首描寫他的童心的詩,那首詩在我當時的心境乃至紐約片刻不能安靜的不安空氣中聽來,覺得有點多餘。 那次的他戴著一個既高且長的大型天藍色帽子,這帽子像一個怪物一樣緊緊地扣在他描述童心的臉上。我當時為他的這頂帽子驚訝不已。 我也是在看見那頂帽子之後決定不在會後和他打招呼了。當時的想法不過是無論如何想不出這頂帽子之于他的意義,也怕內心面目全非的自己和他談上一陣後會毀了當年存留在彼此間的友好印象。於我,這很關鍵。不僅因為我們曾是鄰居,事實上我清楚我無權把自己的狀態硬推到別人面前。 況且我也早變得極不具耐心了。 我後來真的就轉身走了。 如果我知道我和他的這一別再聚的日期將是今後所有未來的日子,我想即便是如何結局我也想聽聽他的嗓音。 我不知道他之于我有如故人一樣的感覺是不是我單方面的感覺過剩所致,但這一份我的多情想必是無處可送了。 他的確給了我鄰居、兄長乃至詩界前輩的多重感覺。另有一種感覺我一直不擅講出口,今時今刻想來講出也無甚大的妨礙,這種感覺中他竟是一個內心極封閉的稚齡幼童。 我心知道。 看到有關他死亡的報導時,同時也看到了他的照片,不出所料的是他果真又戴著一頂與我在亞洲協會看到的相同形式的帽子,我仍不知這頂帽子對於他有什麼樣的意義,但無論如何我已不再驚訝了。 我原來以為他及他身邊眾多人等的理想主義及純真一類的心態未必有百分之百的真實,但現在他好像是用死來實踐他的理想了,這種腳步聲無疑沉重,但也無疑卓爾不群。 報導說他深愛謝燁,我起初半信半疑,但等聽到闡述說他對謝燁之愛猶如幼兒對母親的依戀及依賴,我想這便對了,這種愛極是屬於他的那一種了。 再回國時,我想去找一下尚敏,即便他已經知道了我也要告訴他—— 顧誠死了。 他一定靜靜地看著我,不說一句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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