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海外故事 > 曼哈頓的中國女人 | 上頁 下頁
六八


  他猝然垂首了片刻,面色蒼白、腳步蹣跚地走了出去。一小時後,當我離開內科門診部去吃飯時,發現那個大個子,依舊默默地佇立在醫院的大門外,他的肩頭鋪滿了一層厚厚的雪花,那背影一動不動,像座凝凍住的冰雪墳頭。

  我被這景象怔住了,不由得呆立在那裡。

  神聖!什麼是神聖?純潔!什麼是純潔?醫學嗎?還是別的?面前這個病人(我已經不自覺地把他當作病人),難道他不是和我一樣,是從這許多年的污穢和欺騙中爬出來嗎?他不是和我一樣,懷著沉重的痛苦、極端的壓抑或者是真誠的願望,來到了這個北大荒?難道他沒有把汗水大把大把地灑在一望無際的人工堤壩的凍土上?或者是像蟲子似的爬在長滿雜草的壟溝裡鏟地?……「九·一三」林彪「副統帥」出逃後,他不也同樣震驚、絕望,被無數的問號纏繞著驚不醒的噩夢?……他難道不是和我同樣地意識到已經被人騙夠了嗎?關鍵是再也不能自己欺騙自己了!

  多麼神聖啊!神聖的醫學、潔白的醫院,竟不能幫助他從污濁和欺騙中爬出來!竟堵住了他想尋求的另一條生路。或許,堵住了一個羸弱的生命僅有的希望?

  我走上去,對他說:「你跟我來吧。」

  我為他開了一張病退證明書。

  從那以後,我開始為每一個到我這裡來的知青開「通行證」,甚至主動為他們杜撰、假造病情病歷。看著那些誠惶誠恐的知青們拿著輕易到手的一紙病退證明,滿懷喜悅地離開師部醫院,我的心中有一種向命運報復的快感。半年過去了,我的名聲不知不覺地傳開了。有一次,從一個連隊一下子來了12個知青,他們全部患著同樣的病:「腰肌勞損」。那個連隊的連長給師部醫院打了電話,說土豆爛在地裡沒人收了。到了1976年,誰還有心思去管土豆呢?

  我像一個渡口艄公,把一個個人渡到了彼岸,自己卻又回到了孤島上。一點走的希望都沒有,心情是壓抑的,就像一頭被困在空穀的獅子,真想怒吼幾聲來打破這可怕的寂寞。有一天傍晚,我到化驗室老李家去,她下夜班時對我說有事要告訴我。老李見了我,皺著眉頭說:「怎麼從你這兒來的病人全是一種血型,一種血清呢?」我心中暗想,不知是哪位老兄發揚了共產主義風格,讓難兄難弟們分享他用刀片割出來的、或是咬手指頭咬出來的血,於是化驗結果、病歷證明也變得一模一樣了。

  老李是個善良的、認真的醫務工作者,她拍了拍我的肩頭說:「連隊裡的那些知青,為了返城是什麼花招都想得出的,現在報上天天批判右傾翻案風,政治運動又要緊了,你還年輕,可不要為了那些素不相識的知青,白白地毀了自己的前途啊!」

  從老李家回醫院的路上,我就像背著十字架的耶穌,心情沉重得連腳都抬不起來。秋日的黃昏是何等沁人肺腑,一直沁入人的痛苦中。因為有些微妙的情愫,雖然恍惚迷離,卻也是十分強烈……而現在,蒼穹的深邃又使我驚恐不安,山巒的冷漠和這永恆不變的景色又激起我怒火滿腔。

  啊,難道就應該永遠地痛苦下去、永遠地迷失在渺茫中嗎?

  於是,這間俱樂部的小屋,因年深日久的腐蝕,那樺皮樹的頂棚看樣子快要塌陷的小屋,就像一個夢,出現在我面前。我渴極了,離醫院還有十幾分鐘的路,我一眼看到了俱樂部閣樓上那片熾白的刺眼的燈光。不由得想起幾天前聽醫院的文化幹事說,有一個美術小組從基層連隊搬到師部來了。據說師首長講那些畫畫的在基層連隊呆了七八年,又為兵團在黑龍江省及全國美展中捧回了幾個大獎,於是賜給他們一塊寶地,把俱樂部中一間原來放道具器材的倉庫騰出來,給這幾個畫畫的當畫室兼創作室用。

  我從小愛畫,也愛愛畫畫的人。小學時班裡有個叫俞曉夫的男孩,整天不讀書,就知道畫畫。老師派我這個戴中隊長標誌的小幹部到他家去監督讀書。他抱出一大堆畫給我看,有他仿徐悲鴻畫的《萬馬奔騰》圖,有在課堂上畫老師打噴嚏的速寫。在他的影響下,我也拿起炭筆,坐在自家陽臺的玻璃窗臺上,畫我家對面五原路口的一幢洋房、幾棵梧桐,還有來回往返於小菜場買菜的市民。有一次,我心血來潮,畫了幅「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壯別圖掛在牆上,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帶著一支畫筆,離家出走,到全世界去闖蕩。

  稍大些,我又試著臨摹賀友直的《山鄉巨變》,終因畫不得法,也無人指導而漸漸疏畫棄筆。後來俞曉夫成了一名出色的畫家。「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大串聯時,我認識了一群中央美院附中來上海串聯的紅衛兵,他們看見我們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我們手裡塞一大堆油畫印刷品。什麼《造反有理》、《希望在你們身上》、《解放全人類》等,創作這些油畫的艾軒、劉紅年後來乾脆在地上鋪上一張大畫布,說:「上海小姑娘們,你們說吧,你們要畫什麼,我們就畫什麼。」當時最自然不過的當然是要畫領袖像。於是不過十幾分鐘,偉大領袖便出現在面前了。作為索取這些油畫的回報,中央美院附中這些自稱的「大哥哥」們要我們跳舞,我們這幾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便跳起《紅日快快照遍全越南》,一舞跳畢,我們才有了那些在我們眼中燦爛無比的油畫佔有權。在我印象中,畫畫的人總是既聰明又快樂的。

  於是,我向俱樂部小屋的燈光走去,我想去看看在那裡畫畫的人。儘管那臨時搭在倉庫一角的舞臺照明燈亮得耀眼,屋裡卻空無一人,只有那窗架上的紅燈牌半導體收音機在播放著兵團禁聽的莫斯科電臺的廣播,傳來一遍遍重複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主旋律。「好大的膽子!」我想。我四下環視了一周,只見地上零亂不堪地鋪滿了油畫冊、油畫集和散開的油畫印刷品,大多是俄羅斯油畫和西歐油畫,牆上用一根生銹的小鐵釘釘了一幅列賓的《伏爾加縴夫》,歪歪斜斜地掛在那裡,幾個豎著的一人多高的大畫架上是未完成的油畫稿。有的剛開始打底,有的已上了第二遍顏色,內容都是描寫兵團生活的。不知為什麼,油畫上的主人公都是姑娘們——有紮著小山羊角短辮的,有梳著又黑又亮的大長辮的,有披著短髮的,有戴著軍帽的……一個個身材頎長勻稱、鮮明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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