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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關於我父親，我常聽來我家玩的叔叔阿姨講這麼一個故事：

　　1949年2月，我父親隨部隊南下攻打上海，經過幾晝夜的激戰，迫使守敵投降，終於佔領了上海。在交戰激烈、炮火紛飛中，上海國民黨政府的大部分高級官員就已經攜帶全家妻小搭乘飛機匆匆逃往臺灣。大軍進城時，市政府大樓幾乎是空的。進城第二天，一位高級首長（後來成為新政權第一任上海市長）將一串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各機要辦公室的鑰匙，交給了我父親——這位年輕的保衛科長，讓我父親隻身搜尋國民黨黨部各辦公室，搜尋並獲取那些對共產黨新政府有價值的、國民黨來不及毀掉或帶走的文件。

　　這個任務很重要，這關係到新政權能否瞭解、掌握舊上海市政府各種重要的原始材料，以便儘快地向上海市民發佈施政綱領。那位首長拍拍我父親的肩膀，指著窗外說：「你看見了嗎？那些大學生、那些工人，在跳在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他們對我們抱多大的希望啊！可是我們剛剛從農村、從沂蒙山走來，大部分人都是些農民，腳上是爛泥，怎麼管好這麼大一個城市，還真摸不清呢！」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深夜，我父親潛入空無一人的市政廳，冒著生命的危險，終於將所需的重要文件搞到手，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兩天后，那位首長向上海市民發表了振奮人心的演說，列舉了大量的國民黨政府腐敗、經濟衰退、財政危機、民不聊生的事實，鼓勵上海人民重建新的生活。上海人民對這位共產黨新上海市長的學識見解、魄力以及對資料巨細的掌握和精闢分析無不嘆服、敬佩不已！我父親立了功，並且從保衛科長提升為上海市政府部門的一名處長。1949年上海剛解放時，我父親才24歲。

　　從1950年末我在上海紅十字會醫院出生後，直到1957年，我家已經陸續有了五個姐妹和一個弟弟。從1949年起，我父母老家鄉下的人知道我父親進城了，而且做了官，就源源不斷地到上海來找我父親。我們全家住進了一幢叫「瑞華」的豪華公寓，聽開電梯的伯伯說，瑞華公寓以前住的外國人或是資本家，不是逃跑了，就是被趕了出去，他們留下的傢俱也全部釘上了市政府的公家牌號。我們全家在那幢公寓住了幾十年，至今還住在那裡。

　　雖然公寓裡有明亮寬敞的房間，落地大玻璃窗，光滑的打蠟地板和一切對一個鄉下人不可想像的豪華設施，但我家仍然充滿著與這所豪華房子毫不協調的老家鄉下的氣味：爺爺和奶奶仍然穿得破破爛爛，爺爺嘴裡叼的大煙斗散發著古怪的、熏人的煙味。奶奶一面為「窮人翻身得解放」歡欣不已，一面仍然到街上拾廢紙破爛，賣了作零用錢，幾次被員警送回家來。善良的母親被我們六個孩子所拖累，皺紋過早地爬上了額頭。她每天一大早都要擠49路公共汽車去外灘一家機關上班，母親是一名級別較低的普通機關幹部，她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

　　雖然我們家雇有保姆，但母親總是親手給我們縫製衣服，老大穿了給老二，老二穿了給老三，就這麼穿下去，每個孩子身上總免不了有幾塊補丁。鄉下來上海找我父母的窮親戚，知道我們家孩子多，總是背一大麻袋的手納的布鞋來——那是用手擰麻繩一針針納出的布鞋，鞋底又硬又大，我家的孩子穿著這種地地道道的邳縣農村布鞋走在上海大街上，總有不少人掩鼻而笑，實在太土了！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家庭，有著一種多麼溫馨的氣氛！

　　在我的記憶中，那時家裡的經濟狀況是窘迫和匱乏的。母親後來常講不該回應政府當時學習蘇聯「當光榮媽媽」、「子女越多對國家貢獻越大」的號召，一下子養了六個，搞得每月工資不夠用，月月還得向機關借款。小時候，家裡每天總是吃一樣的飯菜：白飯青菜。只有週末，我們六個孩子和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及鄉下來的姑姑舅媽圍坐在一張大長桌邊，合吃一盆豬頭肉，那是我們幾個小孩最快樂的時刻。

　　我們家附近的淮海路上有一家永隆食品公司，玻璃櫥窗裡擺滿了各種好吃的東西，特別是熟食部的玻璃窗裡，整天看到一個穿著潔白制服、戴著白高帽的廚師在切紅腸、燒雞、烤鴨、火腿、熏魚。玻璃窗裡的一切對我們來講像夢一樣，每次路過那裡，口水總是不住地往肚子裡咽，眼睛也看得發直。但是我們誰也沒有向父母親提出過要求，就好像知道這些東西天生就不是準備來給我們吃的一樣。

　　記得有一次，母親把我從蓋斯康幼稚園領出來，去眼耳鼻喉科醫院看小兒鼻炎，在汾陽路上看到一個油炸大排骨的小攤販，撲鼻的香味熏得我兩眼發直，母親望著臉色黃黃的我，咬了咬牙，狠下心買了一塊大排骨，小心地遞到我的小手上。我死命地咬了一口，不由得心花怒放，然後又遞給媽媽：「媽媽吃。」

　　「媽媽不吃，乖孩子，快吃吧。」

　　就這樣，在秋天一陣陣吹起落葉的涼風中，媽媽眼看著我一口一口地啃光了那塊排骨，她始終也沒有捨得嘗一口。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也是最香甜的一種母愛。

　　我們六個孩子個個是母親的心頭肉。母親不僅愛自己的孩子，也愛別人家的、素不相識的孩子，在大街上她只要看到哪個孩子在哭，或者鞋帶掉了，母親就會馬上去給他擦眼淚，或者系鞋帶。1962年，正是三年自然災害後期，我們一大家人每天吃胡蘿蔔煮稀飯，廚房間的牆上貼著紙條，規定根據每個人的年齡，每天准許吃幾碗稀飯。有一天，保姆帶我去五原路糧店買全家一個月的米，保姆把20斤米倒入了一隻大鋼精鍋，叫了輛三輪車放在上面，讓我看住三輪車，然後又轉身進糧店去背另一袋米。沒想到保姆剛轉身進店，蹬三輪車的那位大漢就拼命踏起三輪車載著那一鍋大米逃掉了！我驚慌地大哭起來。晚上，母親下班回家後，一句也沒責怪我，她沉默了半晌說：

　　「那個蹬三輪車的，家裡可能也有孩子在挨餓……算了吧，不要難過了。」母親反過來安慰我，「誰吃了還不是一樣？」

　　母親對孩子的愛，也遺傳給了我，我對自己的一個女兒、一個兒子也同樣是愛得深沉，愛得發瘋。這種愛能夠滋生出對全世界孩子的愛，以及對於整個人類的愛。使我在激烈的競爭和不息的奮鬥過程中，有了一塊可以棲息心靈的天堂般的伊甸園，使我感到一切奮鬥都不會白費，一切代價都是應當付出的。有一天，我一手摟著女兒咪咪，一手摟著兒子小安德魯，吟誦一首從心底湧出的半字詩：

　　兒女半聰半嬌嗔，
　　工作半緊半悠閒，
　　生活半豐半勤儉，
　　讀書半洋半軒轅，
　　心情半佛半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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