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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又漫步到第五大道上國際著名的Tieeany's首飾店，躑躅在這個曾經拍攝過轟動一時的影片《蒂芬妮窗口的早餐》的櫥窗前，耳邊響起了那首熟悉的《月亮河》樂曲。與其說我愛這部電影，不如說我愛主演這部影片的女演員奧萊依·赫本。她太美了，我深深地迷戀著她在《戰爭與和平》中飾演的娜塔莎。我想到，如果托爾斯泰大師還活著，該如何感激這個把娜塔莎的靈魂奉獻給本世紀的美國女人！當我17歲時，「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偷偷地躲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裡，貪婪地閱讀著《戰爭與和平》，並寫下了大量筆記。在那個同樣冷冷的角落裡，我又如饑似渴地讀完《史達林時代》、《赫魯雪夫主義》、《聯共（布）黨史》，並且大膽地給《文匯報》投一封信，批評這場「把國家和人民引向毀滅邊緣的文化大革命」（引自信中）。這一下引來了學校發動的對我的批判。我的日記本，連同扉頁上貼著的這位俄羅斯文豪托爾斯泰的畫像，都被造反派搜去，付之一炬。開完批判會回來，我呆呆地躺在床上，淚水從面頰流淌下，一時間，竟想到要去死……可我還太年輕，才是17歲的少女啊！我咬了咬牙，抹了幾把眼淚，就挺過來了。 　　誰又能想到，今天，我在曼哈頓的夜晚，在Tieeany's首飾店的櫥窗前，追思著托爾斯泰那顆偉大的心靈，而也許在明天，我又會到俄羅斯的大地上，去追尋那位老人的足跡……當我在北大荒的風雪中絕望地哭喊著，淚水與呵出的水汽混合在一起，在眼睫毛上凝固成冰淩，又漸漸融化，又苦又澀地流到嘴邊——那是因為造反派和工宣隊把厚厚的批判材料悄悄地塞進我的檔案，他們表面上批准我去兵團，而暗地裡卻想堵死我今後的一切道路，連我剛被全連評上的兵團五好戰士，也因為「檔案中有問題」而被拉下來！18歲的我，向誰求助呢？只有一個人佇立在風雪中，盡情地哭泣……誰又會想到，有朝一日我會坐在歐洲18世紀宮廷建築的白色市政大廳的橢圓形辦公室中，與紐約市長侃侃而談，或是在氣氛歡樂而幽默的聖誕晚宴上，周旋在美國富商巨賈與社會名流之中？究竟是機遇或命運，還是一股什麼力量，使一個異國女子能在美國這塊競爭激烈的土地上站住了腳？ 　　美國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戴爾·卡耐基曾說過：「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於他的專業技術，另外的八十五要靠人際關係和處世技巧。」他認為人的自信心與行為科學的結合，是事業成功、人生快樂的基礎。我想，我之所以比那些生長在美國的白人同齡女子幸運，不僅是因為我的一生總是在奮鬥，總是在設法改變命運，而且是由於我自記事起受到的一連串磨難中逐漸養成的一種倔強的性格。我在艱難中仍然憧憬著未來，渴望著機遇；艱難的生活歷程壓抑不住心中的激情，不斷地努力凝聚著改變自己命運的爆發力。 　　我覺得自己猶如一隻啄殼的雛雞，用那尖尖的小嘴，不斷啄破外殼，終於有一天伸了伸腳，展翅一跳，跳到了殼外面，看到一片蔥綠。我終於不僅是被周圍的世界所吸引，而且由我自身的存在，也吸引了周圍的世界——每當我去歐洲或南美度假旅遊，或者是當我回到自己的故鄉，穿梭於神州大地之時，我的紐約曼哈頓客戶的電話便會像接上熱線似的通到各個國家、各個城市、各大賓館我的床頭。 　　當我寫這個序言時，除了手下這幾張空白的稿紙外，周圍盡是堆得滿滿的客戶發來的英文傳真、函電、國際快郵信件、來樣、合同、信用證……我太忙了，如石油鉅賈哈默先生所說：「一旦投入生意，就等於把自己拴在一列呼嘯飛奔的戰車上。」要靜靜地坐下來寫一點體會或是傳記式的東西，簡直是不可能的。這本書是我前前後後思索了兩年時間，今年六月份動筆，陸續寫出的。雖然盡了努力，但文章仍有粗糙不足之處。另外，這裡只是寫我本人的經歷和體會，以及試圖描繪一幅美國社會生活的圖畫；作者本人無意涉及任何其他的真實人物，對於我們的生活和社會環境，也不下任何定義。 　　如果我的同齡人——從北大荒的「戰友」，到老三屆的同伴，直至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從這本書中得到一點啟發，認識到自身存在的價值，認識到命運是可以改變的這個道理，那麼對我來說便是極大的安慰了。 　　——周勵 　　1991年11月30日紐約曼哈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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