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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經過極縝密的籌畫，張學良在六月十六日，化裝成為車頭上加煤的工人，搭乘撤兵的列車抵達瀋陽；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車檢查，虧得是在車頭上，才未被發現。

　　滿面煤黑，一身垢膩的張學良，背著一個褡褳袋，從鐵路員工的出口，踏出車站。一個人走到小西門，他的衛隊亦陸續到達，這是預先約好的會合地點，那裡停著一輛小汽車，張學良上車發動引擎，載著他的衛隊回到「帥府」。

　　這時的張作霖的遺體，自然是早就入殮了，但張學良還得忍著眼淚，不能憑棺一慟。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召集高級將領的會議，由張作相領頭發言，一致表示擁護，或者說是支持，接下來討論發喪的步驟。

　　第一步是以張作霖的名義，寫一張手諭，因傷不能視事，一切職務交由張學良代理。「老帥」會簽他的姓名；但張學良已學得唯妙唯肖，仿冒以後，大家仔細觀察，都說毫無破綻，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緊。

　　第二步是調兵遣將，加以警戒。因為有確實情報，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曾集合了一批日本軍，在「南滿附屬地」待機而動；由於跟關東軍參謀長齊藤恒未曾聯絡，為齊藤所解散。河本複又不斷要求日本領事館准其出兵維持南滿附屬地以外的秩序，未獲要領；接著日本浪人在日僑住宅及商業區，一連四次自擲炸彈，希望製造事端，引起混亂，但以中國軍警，沉著應付，陰謀失敗，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

　　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方使發佈張作霖傷重不治的消息，佈設靈堂，正式發喪。張學良同時宣佈就任奉天督辦一，停止軍事行動。吳俊升的黑龍江督辦的遺職，則由萬福麟接替。

　　其時，北京已由閻錫山的部隊接收，閻錫山在保定就任京津衛戍總司令，表示權負責治安，政治聽中央辦理。六月十五日國民政府發表「對外宣言」，統一告成，對外關係另辟新紀元，十六日發表「對內宣言」，揭示「厲行法治，澄清吏治，肅清盜匪，瑩免苛稅，裁減兵額」五大要政。

　　但看來全國統一，其實還有缺陷，閻錫山派奉系將領于珍、邢士廉到瀋陽，勸張學良服從中央政府，以政治方法解決東北危機。

　　東北危機甚多，眼前所需應付的，就是履行日本包辦鐵路的問題；張學良已下定決心，不理會這件事。

　　「什麼包辦鐵路？我不知道。」

　　「是令尊代表中國，跟敝國簽訂的條約。」林久治郎問道：「閣下怎麼說不知道？」

　　「喔，條約！」張學良答說：「所有重要文件都在先父遇險的那一刻，炸毀了。」

　　林久治郎沒有想到，張學良有這樣一個藉口；當時氣急敗壞地說：「這整個交涉，都是楊總參議經辦的，他完全知道。」

　　「喔，」張學良淡淡地答說：「他現在深州，跟白崇禧一起料理撤軍的事，等他回來再說吧！」

　　一句話將林久治郎擋了回去。直到兩個星期以後，方又見面——那天是張學良受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一致推舉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新職就任之日，林久治郎特地前來道賀。

　　「我們已看到了貴總司令南北息爭言和的通電。不知道你跟南京政府有聯絡沒有？」

　　「尚無聯絡。」

　　「聽說閻錫山派了代表來，勸閣下接受南京政府的職位，是嗎？」

　　「什麼職位？」張學良又說：「你弄錯了！于珍、邢士廉是回來歸隊。」

　　「南京政府具有共產主義色彩，地位亦尚未穩定，東北並沒有與之聯繫的必要。而且，」林久治郎意味深長地說：「閣下亦宜在培養基礎上下點工夫。」

　　國民黨原來容共，而張作霖則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封華俄道勝銀行，搜查俄國使館，逮捕中國共產黨人。

　　蔣介石及一班國民黨元老，原來便已對客共一舉，不以為然；由於受張作霖的堅決反共態度，認為容共為南北統一的一大障礙，因而決定反共清黨。張作霖這次願意交出政權，就是認同清黨以後的國民黨的一種表示。張學良認為東北服從中央，至少在他個人無悖于老父的素志，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決，不必與林久治郎爭辯，妄言妄聽，一笑而已。

　　倒是最後一句話，張學良頗有警惕，而且覺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在內部，東北上下一致，全體擁護；但在外面，亦就是日本方面，軍閥、政府甚至張家的顧問，對於誰應繼承張作霖，有不同的意見，松井七夫看中楊宇霆；齊騰恒看中張作相；河本大作看中張景惠。主張維持張學良的，只有一個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次，不過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眼前一動不如一靜；張學良的地位，眼前還不致受到威脅，長此以往，就很難說了。

　　由於有這樣的警覺，張學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來自日本的壓力，應該是他今後需要格外著力的問題。

　　痛定思痛，張學良很想找出父難的真相。家人及親信僚屬，私下談論，都懷疑楊宇霆、常蔭槐及町野武馬等少數人，事先已有所聞。町野武馬事先曾有建議，專車最好在白晝行駛，而且自願同行，但到了天津就下車了；與張作霖同歲的町野武馬，雖有軍籍，但跟日本陸軍的關係不深，自從三任共九年任期滿後，改充張作霖的私人顧問，每年從五夫人手中領取交際費三萬元，到日本活動的物件，大致是財界、滿鐵及「玄洋社」——「黑龍會」的重要人物；在軍界，常接觸的只有一個影響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帥。町野武馬由於跟關東軍的關係不深，不可能參預密謀，但卻可能從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最可疑的是常蔭槐，偏偏會在皇姑屯前面一站下車；可能連出事的地點，都已前知，但沒有證據，無奈其何。

　　但真相終於漸漸揭露了。原來當六月四日出事以後，有個浴室老闆，偶爾去看熱鬧；發現其中兩具屍體，就是前一天深夜，由劉戴明帶來的三個客人中的兩個。像這種身分的人，常是日本憲兵的「線民」，他們向瀋陽憲兵隊密報。使得張作霖死於關東軍之手的消息，因而流傳于東京政要之間。

　　不久，東京的鐵道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個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訴，評他的親戚安達隆盛，受河本大作之托，找到劉戴明為他「辦事」，言明酬金兩萬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後對餘款概不認帳，使得他很難對劉戴明交代。如果出了什麼糾紛，安達隆盛表示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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