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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高談時局

　　康有為年譜二十四年第一條雲：

　　正月初二日，總理衙門總辦來書，告初三日三下鐘，王大臣約見，至時李中堂鴻章，翁中堂同龢，榮中堂祿，刑部尚書廖壽恒，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相見于西花廉，待以賓禮，問變法之宜。

　　據康有為自記，榮祿首先發言，謂「祖宗之法不能變」。廖壽恒問「如何變法」？康答「宜變法律，官制為先。」李鴻章因而詰問：「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翁同龢則問「籌款」。康有為又自言，曾「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以至農商工礦、陸海軍等。又謂「閱日召見樞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見；榮邸謂令其條陳所見，若可採取，乃令召見。上乃令條陳所見，並進呈日本變法考及俄彼得變政記。」

　　凡此在翁同龢日記中，皆未記載，只初三日一條雲：

　　傳康有為到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大端，狂甚。

　　翁之不記康有為，當因晚年恐賈禍而刪削日記，但對正月初三傳見康有為一事，並未重視，則可從是日一早致張蔭桓函中，絕未一提其事，反證而知，翁同龢致張蔭桓原函如下：

　　新歲展慶無涯，今日俄、英兩使並見，邸辭當有次第，盍早到署一商。昨震東來言：海客招飲，意不欲赴，如何措詞，乞代酌。

　　「海客」路海靖，初四日有「海靖約十二日赴彼館飲，托梁震東婉謝」之語可證。此一小事，尚在信中述及，則不提是日約見康有為，應作何語，在翁同龢看得其事比應酬更小了。

　　翁同龢致張蔭桓函中從不一及康有為，為翁同龢決未保薦康有為最有力的證據，因為這些函件保存得相當完整，是最有價值的第一手史料。翁同龢不輕信人，而康有為在京城活動已久，與張蔭桓過從甚密，如翁對康欣賞，斷無在日記、書函中不一提及之理；日記固可謂之刪改，書函已在他人手中，何可追索？且往往「筆墨如織」，大小事想到即書，亦無法確記某日某時函中曾一提康有為，而能索回銷毀，以掩其跡。此外，就翁同龢的性格分析，亦不可能：

　　第一、翁同龢基本上是醇謹之士，與康有為的性格，完全是兩路；氣味不投，無可交往。
　　第二、翁同龢一直教帝以孝，以期感格母慈；而康有為早有對慈禧不滿的言論，認為德宗應獨振 乾綱，張蔭桓即頗受其影響，而翁同龢決不願亦決不敢為子排母。
　　第三、翁同龢在甲午前後，所親信者為汪鳴鑾；所看重者為張謇，而此二人皆與康有為無甚交往。
　　第四、翁同龢居官，素持明哲保身之道。
　　
　　二十四年正月初三，總署諸臣約見康有為，榮祿首言「祖宗之法不能變」，與康有為處於對立的地位。榮祿的看法，即為慈禧、親貴、守舊派的看法，翁同龢不能不知。既知而支持康有為，應知後果如何？翁以望七之年，豈能作此冒昧之事？然則翁同龢保薦康有為之說何來？一則是後党如榮祿等人，有意散播流言，因康有為與張蔭桓同鄉交密，而翁倚張為左右手，效此種流言，易為人所信。再則康有為刻意欲攀附翁同龢以自高聲價，其 《自編年譜》中，虛榜與翁交往的情形，實不值一哂。如割台以後，翁同龢「有變法之心，訪康不遇，康乃謁翁，謂變法之事，大洽。」並記翁之語雲：

　　與君雖新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芸閣台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巡數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

　　翁同紀向以穩健著稱，言行皆頗謹飭，有時失言失態，輒自咎責，這在他的日記中隨處可見。若如康有為所言，即或曾經接見，豈有與一素無淵源的狂士，談宮闈秘辛之理？

　　而且，康有為在後來名氣甚大，當時不過一正途出身的工部主事而已，對朝中、宮中情形固甚隔膜。上引杜撰的一段話，至少有兩點是決不可能出諸「常熟」之口的：

　　第一、所謂「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此點心即為「克食」，一種用酥油麵粉所制的甜點心，在民間謂之「大八件」、「小八件」。克食為宮中經常祭神之物，故祭餘以分賜王公大臣，俾共迓神庥。此物中可藏密詔，真奇談之尤。且克食為禦膳房所制，莫非膳夫能由德宗指揮，在調製時即將密詔貯於其中？

　　第二、德宗如有密詔，必先詔翁，而翁同龢每日或書房、或養心殿輒先有獨對之時，德宗如有密詔，何不當面交付？即令詔其他臣工，亦可付翁轉交，何必藏於「點心」之中。

　　由此可見，康有為並翁同龢常有與德宗單獨相見這一點，亦根本不知，說假話而有此大漏洞。推究其故，康有為要強調的是「密詔」。戊戌以後，康有為亡命海外，以奉有「衣帶詔」向華僑斂財，而所謂「衣帶詔」者何在？卻始終拿不出實物來。此事即其門弟子亦頗不以為然，康有為亦唯有死無對證的情況下，信口開河，表示德宗早有下「密詔」之意，以期用模糊影響之詞，令人誤信其確曾受「衣帶詔」。

　　其時翁同龢對康有為的陳述，了不措意。他全力在應付者，一為由對德交涉而引起的俄、英需索；二為貸款問題。對德交涉最使翁同龢難堪者，即是海靖對翁已失去信心，先欲見恭、慶兩王；後來又訪李鴻章于賢良廟，李拒而不納，只約於正月初八日見於總署，而屆時又託病不到。

　　李鴻章之不願見海靖，原因有二，第一、刻意將對德交涉失敗的責任，推卸給翁同龢；第二、對俄、對英的交涉，需視對德交涉的結果為轉移，李鴻章為俄國利益計，希望德國能獨佔膠澳，故不願與海靖爭。到而不爭，形跡彌顯，不如不見之為愈。

　　俄國之著急，是因為英國貸款的條件，非常優厚，雖亦外索「利益五端」，但並不比俄國苛刻。其次，英國在華經營多年，尤其是有能說華語，受中國官職，且欲令其子參加北闈鄉試，自取別號「鷺賓」的總稅務司赫德，在俄國是無法與英競爭的，因而唯有將全部壓力施諸其在華利益「代理人」的李鴻章。所謂「合肥頗急」，自是李鴻章致翁同龢函中所自述；東山養望，矯情鎮物，李鴻章何能不明斯理？而焦急之心，形於筆墨，且兩國交涉，即令不能如俄之願，引起嚴重糾紛，亦為舉國之憂，何須李鴻章一個人著急？

　　於此可以推斷，在吳克托穆的電報之外，俄國必另派人向李鴻章書面提出威脅，如果不能達成俄國的要求，將會宣佈李鴻章受賄的真相。此人最可能是後來為俄國駐華公使，當時是華俄道勝銀行負責人的璞科第 （D.D. Konostovetz）。這是李鴻章身家性命所系之事，何得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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