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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報銷案


  一、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山西道監察禦史陳啟泰參奏,軍機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廣西臨桂人),包攬雲南報銷,經該省糧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來京匯兌銀兩,賄托關說。奉旨派刑部尚書麟書、潘祖蔭確切查明。戶部查奏,確有自雲南匯京款項,由崔、潘二人持票取用,惟是否周瑞清包攬報銷,應俟崔、潘到案後,方能究出確情。得旨著請假回籍之崔尊彝及已回任之潘英章迅速來京。周瑞清聽候查辦,毋庸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八月二十六日:惇親王奕誴、工部尚書翁同龢會奏,查訊雲南道監察禦史參奏景廉、王文韶受賄情形,附呈洪良品說帖一件,請嚴訊崔、潘所存票號之銀十余萬,用於何處,交於何人,此案自然水落石出。

  九月初一日:給事中鄧承修奏,以「景廉素稱謹飭,不應晚節而頓更」,「至於王文韶賦性貪邪,為曹郎日,即以奔競著名,出榷關道,親開錢鋪,黷貨營私,及躋樞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貪穢之聲,流聞道路。議者謂前大學士沈桂芬履行清潔,惟援引王文韶以負朝廷,實為知人之累。」乞即將王文韶先行罷斥。得旨:王文韶數年以來,辦事並無貽誤。惟當黽勉趨公,力圖報稱,仍著照常入直。雲南報銷案添派惇親王、翁同龢會同查辦。

  九月初二日:刑部奏:戶部、工部書吏辦理雲南報銷情形,及有關書吏逃匿情形,得旨緝拿,並著滇督、皖撫將潘英章、崔尊彝迅即解送進京。

  十月廿二日:上諭:王文韶奏請開缺養親一折,王文韶之母雖年逾八旬,精神尚健,且迎養在京,該侍郎可就近侍奉。王文韶毋庸開缺,假滿後仍遵前旨照常入直。

  十月廿四日:上諭:王文韶奏瀝陳下悃一節,本應俯如所請,惟現在軍機處及總署辦事需人,王文韶尚稱熟悉,仍遵前旨,假滿照常入直。

  十月廿九日:江蘇巡撫衛榮光奏稱:崔尊彝家丁具呈,崔于江蘇丹徒縣途次病故,遲至一月呈報,情有可疑等語,得旨著安徽、江蘇各巡撫,確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時案情已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此案當陳啟泰首次揭發,刑部奉旨查辦之初,便逮捕了兩家跟崔尊彝、潘英章有關係的匯兌莊,一家叫順天祥,開設在打磨廠,掌櫃名叫王敬臣,雲南彌勒縣人。據供,光緒七年秋天至八年春天,接到雲南省票局的匯款,由潘英章憑票陸續取用;至於用到何處,堅稱並不知情。此所以必須傳崔、潘二人到案,始能確究。

  在此期間,刑部由順天祥開給潘英章的銀票的流通情況上去追根,查出有一張銀票由百川通票號向順天祥去兌現,傳訊王敬臣,證實有其事,因而傳訊閻正卿。

  閻正卿的供詞是,他跟周瑞清交往有年。上年九月間,周瑞清曾以順天祥的銀票,換成百川通的銀票使用。通訊已得確據,所以刑部奏稱:「此案先經傳訊周瑞清家丁譚升,據供:崔尊彝、潘英章到京,均與伊家主彼此往拜。現在潘英章用出之票,內有該員交閻正卿取銀一節,即系通賄有據,未便仍候潘英章到案再行查辦。惟系三品大員,例不許擅自拘問,相應請旨將解任太常寺卿周瑞清暫行革職,以便傳案質訊。」

  此外,王敬臣又供稱,六月間有戶部雲南司司官孫姓,攜潘英章用出的銀票,到順天祥照過票。刑部以為此「孫姓」是否「即系雲南司主稿之孫家穆,亟應確切根究。」十一月初一上諭如刑部所請,周瑞清「暫行革職,歸案審訊」;孫家穆「著先行解任,傳案質訊」。

  這一來,案情立刻會升高。當時戶部尚書為景廉、董恂,但董恂常川入值總署,且已於八年正月休致,戶部全由左侍郎王文韶當家;雲南司主稿孫家穆一到案,如果供稱由王文韶授意辦理,則必解任聽勘,軍機大臣涉及賄案而有此結果,豈非有傷國體?

  其實案情是早已清楚了的,戶部向崔尊彝、潘英章索賄十三萬,談判未有結果時,董恂休致,特起閻敬銘為戶部尚書。此人「身不滿五尺,而心雄萬夫」,以廉介精明著稱,索賄官員怕閻敬銘一到任,雲南報銷案必不能輕易了結,因而以八萬銀子「成交」。賄款數目不大,慈禧亦不願掀起風波,希望先保全了王文韶,再作計較。那知崔尊彝膽小,不敢到案,而且在回籍途次病故,死因可疑。這一來賄案之外,加上更重的命案,紙裡無論如何包不住火了,所以刑部一看有上諭查明崔尊彝死因,立即奏報王敬臣的供詞,請將周瑞清革職,以便傳訊。

  與王文韶作對者,是張佩綸,原因甚多,大致可以歸納為二:第一、北派打擊南派;第二、張佩綸急於自見,而王文韶恰是一頭肥碩的「過街老鼠」,盡不妨大聲喊「打」。

  案情之急劇變化,只在十月下旬八九日內,據翁同龢日記:

  十月廿二日:王文韶請開缺養親,奉旨……假滿仍入直。王公前日甫請病假十日,忽為此奏,甚可駭。聞張佩綸劾其眾望不孚,嘗引梁詩正故事,准其歸養也。

  十一月廿四日:王文韶再乞休養,旨以軍機處總理衙門需人,仍慰留之。

  十一月廿七日:是日張佩綸封奏二件,軍機起,添叫張佩綸一起。張佩綸見三刻足,微聞所指仍系王文韶事。前日王公被彈,因請終養,再請不准,昨陳謝折奏矣,而今日忽有前席對事,未艾也。

  至十一月廿八日,蘇撫衛榮光奏報崔尊彝死因可疑的摺子一到,證實了張佩綸所彈不虛。召見軍機時,命王文韶毋庸入直。次日——十一月初一日,更有一不尋常的舉措,即特傳醇王「遞牌子」,以便召見。此一見也,伏下十年三月朝局大翻覆之根。

  當時恭王重病,臥不能起。惇王疏略,不足與謀大事,因召醇王入見,命在南書房看張佩綸的摺子。醇王所作的建議,可確信者如下:

  一、准王文韶開缺。
  二、軍機兩漢大臣,一南一北,已成定制。王文韶開缺,仍應用南,以翁同龢入直。
  三、命禮親王世鐸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並在毓慶宮行走。

  重用世鐸,出於醇王的建議,而蒙採納,即可知慈禧準備廢棄恭王,重用醇王。因為廢棄恭王,而醇王又不能入軍機,則必用一傀儡擺樣子;以世鐸之庸、之聽話,實為最理想的人選。而為醇王畫策者是榮祿。自光緒六年二月,榮祿「閉門思過」,雖不拜客,亦不見客,但與世鐸常有秘密的會晤,此時已在為慈禧,為醇王,亦為自己作深遠的打算了。

  不過,此時翁同龢雖不免因慈禧之疾而在內心中鄙視榮祿,但榮祿卻未排斥翁同龢,所以醇王欲用翁同龢,榮祿並不反對。十一月初四,王文韶開缺,翁同龢入樞之旨並下。翁同龢的「樸園路線」,終於走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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