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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報銷案

　　一、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山西道監察禦史陳啟泰參奏，軍機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廣西臨桂人），包攬雲南報銷，經該省糧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來京匯兌銀兩，賄托關說。奉旨派刑部尚書麟書、潘祖蔭確切查明。戶部查奏，確有自雲南匯京款項，由崔、潘二人持票取用，惟是否周瑞清包攬報銷，應俟崔、潘到案後，方能究出確情。得旨著請假回籍之崔尊彝及已回任之潘英章迅速來京。周瑞清聽候查辦，毋庸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八月二十六日：惇親王奕誴、工部尚書翁同龢會奏，查訊雲南道監察禦史參奏景廉、王文韶受賄情形，附呈洪良品說帖一件，請嚴訊崔、潘所存票號之銀十余萬，用於何處，交於何人，此案自然水落石出。

　　九月初一日：給事中鄧承修奏，以「景廉素稱謹飭，不應晚節而頓更」，「至於王文韶賦性貪邪，為曹郎日，即以奔競著名，出榷關道，親開錢鋪，黷貨營私，及躋樞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貪穢之聲，流聞道路。議者謂前大學士沈桂芬履行清潔，惟援引王文韶以負朝廷，實為知人之累。」乞即將王文韶先行罷斥。得旨：王文韶數年以來，辦事並無貽誤。惟當黽勉趨公，力圖報稱，仍著照常入直。雲南報銷案添派惇親王、翁同龢會同查辦。

　　九月初二日：刑部奏：戶部、工部書吏辦理雲南報銷情形，及有關書吏逃匿情形，得旨緝拿，並著滇督、皖撫將潘英章、崔尊彝迅即解送進京。

　　十月廿二日：上諭：王文韶奏請開缺養親一折，王文韶之母雖年逾八旬，精神尚健，且迎養在京，該侍郎可就近侍奉。王文韶毋庸開缺，假滿後仍遵前旨照常入直。

　　十月廿四日：上諭：王文韶奏瀝陳下悃一節，本應俯如所請，惟現在軍機處及總署辦事需人，王文韶尚稱熟悉，仍遵前旨，假滿照常入直。

　　十月廿九日：江蘇巡撫衛榮光奏稱：崔尊彝家丁具呈，崔于江蘇丹徒縣途次病故，遲至一月呈報，情有可疑等語，得旨著安徽、江蘇各巡撫，確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時案情已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此案當陳啟泰首次揭發，刑部奉旨查辦之初，便逮捕了兩家跟崔尊彝、潘英章有關係的匯兌莊，一家叫順天祥，開設在打磨廠，掌櫃名叫王敬臣，雲南彌勒縣人。據供，光緒七年秋天至八年春天，接到雲南省票局的匯款，由潘英章憑票陸續取用；至於用到何處，堅稱並不知情。此所以必須傳崔、潘二人到案，始能確究。

　　在此期間，刑部由順天祥開給潘英章的銀票的流通情況上去追根，查出有一張銀票由百川通票號向順天祥去兌現，傳訊王敬臣，證實有其事，因而傳訊閻正卿。

　　閻正卿的供詞是，他跟周瑞清交往有年。上年九月間，周瑞清曾以順天祥的銀票，換成百川通的銀票使用。通訊已得確據，所以刑部奏稱：「此案先經傳訊周瑞清家丁譚升，據供：崔尊彝、潘英章到京，均與伊家主彼此往拜。現在潘英章用出之票，內有該員交閻正卿取銀一節，即系通賄有據，未便仍候潘英章到案再行查辦。惟系三品大員，例不許擅自拘問，相應請旨將解任太常寺卿周瑞清暫行革職，以便傳案質訊。」

　　此外，王敬臣又供稱，六月間有戶部雲南司司官孫姓，攜潘英章用出的銀票，到順天祥照過票。刑部以為此「孫姓」是否「即系雲南司主稿之孫家穆，亟應確切根究。」十一月初一上諭如刑部所請，周瑞清「暫行革職，歸案審訊」；孫家穆「著先行解任，傳案質訊」。

　　這一來，案情立刻會升高。當時戶部尚書為景廉、董恂，但董恂常川入值總署，且已於八年正月休致，戶部全由左侍郎王文韶當家；雲南司主稿孫家穆一到案，如果供稱由王文韶授意辦理，則必解任聽勘，軍機大臣涉及賄案而有此結果，豈非有傷國體？

　　其實案情是早已清楚了的，戶部向崔尊彝、潘英章索賄十三萬，談判未有結果時，董恂休致，特起閻敬銘為戶部尚書。此人「身不滿五尺，而心雄萬夫」，以廉介精明著稱，索賄官員怕閻敬銘一到任，雲南報銷案必不能輕易了結，因而以八萬銀子「成交」。賄款數目不大，慈禧亦不願掀起風波，希望先保全了王文韶，再作計較。那知崔尊彝膽小，不敢到案，而且在回籍途次病故，死因可疑。這一來賄案之外，加上更重的命案，紙裡無論如何包不住火了，所以刑部一看有上諭查明崔尊彝死因，立即奏報王敬臣的供詞，請將周瑞清革職，以便傳訊。

　　與王文韶作對者，是張佩綸，原因甚多，大致可以歸納為二：第一、北派打擊南派；第二、張佩綸急於自見，而王文韶恰是一頭肥碩的「過街老鼠」，盡不妨大聲喊「打」。

　　案情之急劇變化，只在十月下旬八九日內，據翁同龢日記：

　　十月廿二日：王文韶請開缺養親，奉旨……假滿仍入直。王公前日甫請病假十日，忽為此奏，甚可駭。聞張佩綸劾其眾望不孚，嘗引梁詩正故事，准其歸養也。

　　十一月廿四日：王文韶再乞休養，旨以軍機處總理衙門需人，仍慰留之。

　　十一月廿七日：是日張佩綸封奏二件，軍機起，添叫張佩綸一起。張佩綸見三刻足，微聞所指仍系王文韶事。前日王公被彈，因請終養，再請不准，昨陳謝折奏矣，而今日忽有前席對事，未艾也。

　　至十一月廿八日，蘇撫衛榮光奏報崔尊彝死因可疑的摺子一到，證實了張佩綸所彈不虛。召見軍機時，命王文韶毋庸入直。次日——十一月初一日，更有一不尋常的舉措，即特傳醇王「遞牌子」，以便召見。此一見也，伏下十年三月朝局大翻覆之根。

　　當時恭王重病，臥不能起。惇王疏略，不足與謀大事，因召醇王入見，命在南書房看張佩綸的摺子。醇王所作的建議，可確信者如下：

　　一、准王文韶開缺。
　　二、軍機兩漢大臣，一南一北，已成定制。王文韶開缺，仍應用南，以翁同龢入直。
　　三、命禮親王世鐸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並在毓慶宮行走。

　　重用世鐸，出於醇王的建議，而蒙採納，即可知慈禧準備廢棄恭王，重用醇王。因為廢棄恭王，而醇王又不能入軍機，則必用一傀儡擺樣子；以世鐸之庸、之聽話，實為最理想的人選。而為醇王畫策者是榮祿。自光緒六年二月，榮祿「閉門思過」，雖不拜客，亦不見客，但與世鐸常有秘密的會晤，此時已在為慈禧，為醇王，亦為自己作深遠的打算了。

　　不過，此時翁同龢雖不免因慈禧之疾而在內心中鄙視榮祿，但榮祿卻未排斥翁同龢，所以醇王欲用翁同龢，榮祿並不反對。十一月初四，王文韶開缺，翁同龢入樞之旨並下。翁同龢的「樸園路線」，終於走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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