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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之地

　　弘德殿是個是非之地。是非之多，由於各有一股不平之氣，形成了矛盾。首先是滿漢之間的不平等待遇——滿洲人一向輕師，稱之為「教書匠」。但在宮中，自康熙朝開始，尊崇朱子理學，稱之為「聖學」。康熙二十三年南巡迴鑾，駕臨曲阜，躬謁孔廟，行三跪九叩的三獻禮，為曠代所無。因而宮中上書房授讀漢書的翰林，稱為師傅。雍正朝更明定皇子入學禮節，師傅受揖，坐而授書。

　　教清文的滿洲大臣，就大不相同了。稱呼是滿洲話，先叫「俺答」是音譯，乾隆朝改譯為「諳達」。授讀時沒有座位，也就是學生坐受而諳達立授。

　　這明顯的歧視，每使得滿洲大臣，憤不能平，因此而求外放，以期擺脫此一差使者，是恒有之事。加以醇王偏袒滿人，但亦無法更改成例，使諳達與師傅平等，惟有在言語間杯葛師傅，為諳達舒氣，這樣於事無補，反加深了矛盾，常有糾紛出現，影響小皇帝的學習情緒。

　　其次是三師傅之間，亦未能和衷共濟。徐桐對倭仁不滿，每見於詞色；翁同龢對倭執後輩之禮，凡事受教，但非心悅誠服。又次，是外在的其他衝擊，影響了師傅的情緒，連帶波及小皇帝，尤以倭仁為甚。

　　同治六年春天，首次爆發了新舊之爭。新派以恭王為領袖，助之者寶鋆、文祥及形似「坐辦」或「提調」，本缺為兵部尚書的總理大臣董恂。舊派則奉倭仁為盟主。同治九年冬天，恭王因上海、福州先後設立機器製造局及造船廠，須造就高級技術人材，應從知識份子中選拔訓練，因而奏請于同文館內添設分館，招考優秀舉人入學肄習天文、算學，奏摺中有辟疑之語：「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並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原已說得很清楚，無奈舊派不是這麼想。

　　當時有一副諧聯，攻擊其事：「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此「鬼」者「洋鬼子」，亦即「異類」。設同文館時，僅由軍機處奏請欽定，並未交內閣及六部九卿公議，故謂之為「小朝廷」。這副諧聯只強調從洋人習天算之非是，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怕將四民之首的「士」貶為第三等的「工」。原奏章程六條之外，又以「翰林院編修、檢討、庶起士等官，學問索優，差使較簡，若令學習此項天文算學，程功必易。又進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官、舉人、五項貢生，事同一律，應請一併推廣招考」，則不僅招致反感，且以近乎公憤。翰林院儲才出宰相之地；五品以下京官則包括部員及「中行評博」在內；外官則包括同知、州縣在內，都是負實際行政責任的中堅分子，竟使之習工匠之所事，何能甘心？

　　因此，朝士都是慫恿倭仁發難，駁恭王之議說：「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求，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須師事夷人？」

　　此奏一見「宮門鈔」。爭相走告，傳誦一時。恭王的辦法，本嫌操之過急，皆在觀望之中；此奏一傳，相率裹足。恭王、寶鋆等人，大為光火，複又記起李鴻藻奪情之事，誤會倭仁作梗，新恨舊怨交集，決定採取「拖人落水」的策略。

　　在此以前，先有一道上諭，倭仁既奏，「天文算學，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可即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由倭仁督飭講求。」已是有意作難。倭仁只好覆奏：「意中並無其人，不敢妄保。」

　　過了兩天，忽然降旨：「大學士倭仁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倭仁跟翁同龢商量，懇請收回成命，當然不准。找恭王去交涉，話不投機，幾至拂衣而起。

　　於是倭仁奏請「面對」，想求兩宮體諒他的處境，也就是保全他一生做學問，嚴夷夏之辨的立場。他的詞令如何敵得過恭王，在兩宮簾前，恭王拿話擠他，大致是為人臣者，苟利於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如果只是為了保全一己的聲名，不顧國家，此豈是講道學的本意？倭仁無辭以對，只好受命；而內心鬱抑難伸，授讀時竟至失態。翁同龢同治六年三月廿五日記：

　　是日倭相請面對，即日召見，恭邸帶起，以語擠之，倭相無辭，遂受命而出。倭相授書時，有感於中，潸焉出涕，而上不知也，駭愕不怡良久。

　　倭仁實在不宜於當師傅，既不擅於言辭，又深入而不能淺出。小皇帝上他的課，感覺中是在受罪。如因事不能入值，由翁同龢代課，則每每一切順利。這種情形，為兩宮及恭王所深知，但卻無法改革。當倭仁一再請開缺，上諭一再給假，至第三次再請開缺時，有旨：「倭仁不必給假，一俟氣體可支，即以大學士在弘德殿行走，其餘一切差使，均著毋庸管理。」留弘德殿的差使，實際上是顧全倭仁的面子，如果一切差使都撤，則與開缺無異。然而這一來，卻又耽誤了小皇帝的功課。

　　倭仁是七月初銷假的，仍舊上生書，並講孟子。這年夏天亢旱，七月裡的「秋老虎」更厲害，讀書的情況本不甚好；倭仁一回弘德殿，更見艱澀，而且極不願聰倭仁講孟子，因為一講便是一頓教訓，即使不是明指，在小皇帝聽來，處處都是在說他，自然大起反感。加以徐桐常常會「大動聲色」，使得小皇帝視書房為畏途。翁同龢八月初三記：

　　內監傳懿旨：功課不得減，如不完，攜內再讀。滿書不能認字，尤切責。

　　「滿書」獨立的符號稱為「字頭」，切「字頭」而成音，即為口語，如「字頭」亦不識，則一切無從讀起，是故「切責」。初六又記：

　　是日醇邸召見，至書房傳懿旨，命上勤讀。屏予等出，跪奏良久。

　　其實，小皇帝之不肯用功，兩宮特別是生母慈禧太后要負很大的責任。小皇帝的資質，並非不佳。陳寅恪在清華大學，曾以「對對子」測驗學生的程度，以此作標準而論，穆宗在十一歲時便已及格了。「對對子」是從兩言開始，第一次師傅說「敬天」，應聲而曰「法祖」。

　　本來「敬天法祖」為愛新覺羅皇朝的家訓，已成為成語，猶不足為奇，但三言以「大寶箴」對「中興頌」；四言以「寒山紅葉」對「秋圃黃花」；「細柳屯兵」對「長楊校獵」，不僅平仄相協、字面工整，且知時序及用典，十一歲的小學生有此成績，實在是難能可貴。至於待人接物，知道翁同書是翰林；對翁同龢稱其父，只道姓不提名，禮節上頗知分寸，求諸尋常小學生，亦不可得。

　　談到慈禧要負的責任，即在「家庭教育」有問題，而本身的好尚，又影響了家庭教育。自洪楊平後，慈禧漸習于逸樂。同治六年正月，巡幸諸王府，張宴設樂，每至傍晚方始回宮，因言路頗有諫勸，慈禧改在宮內演戲，一月兩次，每逢朔望，在「西六宮」北面的漱芳齋開鑼，除「升平署」太監所演的昆曲以外，亦傳民間名伶演出皮黃。先只是臨時性的徵召，到了光緒九年，始正式有「內廷供奉」的名目。

　　漱芳齋演戲，大致是在兩宮召見臣工已畢的巳末午初。因此，逢到初一、十五，小皇帝「讀必爽利」，為的是早早趕完了功課，漱芳齋頗有樂事。但到第二天，亦即是初二、十六，讀書的情形，壞的日子多，好的日子少，原因亦就在前一天過於興奮疲勞，至次日精神尚未恢復。

　　文宗精於音律，慈禧亦好戲劇，穆宗受父母的遺傳，而且少年必喜熱鬧，所以漱芳齋一月兩回演戲，在他是夢寐以求的大事。這方面所予穆宗的影響，至為重大，即以彼時而言，與小皇帝作遊伴的小太監，在御花園「練功」「翻跟鬥」而摔死者，就有不少。

　　其次是慈禧太后的督責過嚴，一味呵斥而缺少鼓勵，這情況就跟在書房中由倭仁、徐桐授讀一樣；與李鴻藻、翁同龢教導時，感受完全不同。慈禧亦不大理會穆宗做「皇帝」的工作負擔，有時傳懿旨減少功課，多半是出於慈安太后的面諭。在宮中，小皇帝樂於親近嫡母；畏見生母，亦正如在書房親李、翁，畏倭、徐，原因都是顯而易見的。但慈禧昧於此，以致母子之間造成極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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