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6)_高陽

六

　　清流方盛時，朝野觸目，《孽海花》第五回記張佩綸的氣焰，大致可想。時人以「青牛」諧音為「清流」，有牛頭、牛角、牛肚、牛尾之說，各綴以人，牛頭自為李鴻藻，而張佩綸無疑為牛角。張華奎不在「青牛」之列，月以供清流奔走為事，雲食伺奉，所取悅於清流者，無微不至，謂之為「清流腿」者，意輕其專為清流跑腿而已。

　　在張華奎心目中，第一個要取悅的，自是張佩綸，豈意操之過急，反而得罪了張佩綸。李慈銘日記，光緒八年四月十五日條：

　　張樹聲奏請派翰林侍講張佩綸赴津幫辦水師，諭毋庸議。張佩綸與樹聲之子貲郎某交甚狎，故有此請。佩綸遂不與考差以待旨，而不意其不行也。次日陳寶琛劾張樹聲擅調近臣，諭交議處。陳與佩綸日相唱和，此疏以掩外人耳目也，然太難為樹聲父子矣。

　　所謂「某貲郎」即張華奎。道是「遮人耳目」，猶是皮相的看法，實際上張華奎此舉孟浪，大損張佩綸的清譽，深怨其多事，因有陳寶琛奏參署直督張樹聲，擅自請調近臣。張樹聲交部議處。

　　張樹聲父子本為好意，不想結果如此，認為張佩綸恩將仇報，太不近人情，自此結怨。李鴻章對此自亦有警惕，暗喜張佩綸之能助己，越相結納。張華奎的目的，完全落空，自此態度改變，雖仍以結納清流為事，但傾向于南派，而與張佩綸之仇不可解，乃有甲申三月，全樞盡罷，朝野震驚之大事，而清流亦遂盡于甲申，政局大變。明朝亡于甲申，清朝之亡，則伏機于甲申，此一近代史上的大關鍵，真相因果，猶大有探索的餘地。

　　光緒十年三月十三日有一道上諭，為《實錄》所不載，逐恭王以下全班出軍機的處分如此：

　　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茲保錄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著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鋆著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內廷當差有年，只為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兵部尚書景廉，只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著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尚書翁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惟既別無建白，亦不無應得之咎，著加恩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以示區別。

　　甲申三月的大政潮，都知為盛伯熙所發難，殊不知最早為張華奎所策動，而張的目標是張佩綸。以「張」攻「張」，本為「同宗相殘」，豈意恭去醇來，竟成兄弟鬩牆！此事與黃膺白的「首都革命」，即是當時如有諸葛孔明亦想不到的變局。盛伯熙的輕率與黃膺白同，結果非始料所及亦與黃膺白同，則是兩人的感想亦此，黃膺白引首都革命為平生最得意之事，而盛伯熙悔恨一生。張之洞《題郁華閣遺集》詩雲「不知有意還無意，遺稿曾無奏一篇」，即言盛伯熙不欲留此疏於後世，而又不便於奏議中特刪此篇，故全部奏稿皆不入集。（作者按：《郁華閣遺集》有兩本，一為家刻本，一為其表弟漢軍楊鐘羲即《雪橋詩話》作者，在江寧所刻，其中《意園文略》收雜文、奏議各一卷。盛伯熙任講官後，章疏凡四十余上，楊刻《意園文略》收十三篇，中有「醇親王不可入軍機處」一疏，為劾恭王發生嚴重後果，內心不自安，亟謀補救而發；至劾恭王原奏是否在內，待覓原書查考。）

　　茲先略述盛伯熙生平。伯熙名盛昱，其祖敬徵為肅親王永錫第四子。照玉牒排比昭穆之次，盛昱與「載」字輩同，故為同治、光緒的堂兄，稱恭王「六叔」。肅親王善耆則應為盛昱之侄。

　　敬徵官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積產頗豐，自署意園、郁華閣，皆實有此園林，非一般自署之空中樓閣。盛昱之父名恒恩，官至左副都禦史，卒于同治五年，時盛昱年十七歲。其母出於蒙古博爾濟吉特氏，此族為滿清國戚第一家。盛昱之母與同治之後阿魯特氏一樣，皆為蒙古巨族中少有的通漢文的「才女」，著有《芸香館遺詩》二卷。盛昱自謂其詩，得於母教者居多。

　　他是同治九年庚午科順天鄉試的舉人。座主為倭仁，此人為辛酉政變後的保守派領袖，但為真道學，與徐桐的人品，有雲泥之判。盛昱雖為名士，卻多少受倭仁的薰陶，故於死生關頭能勘得透。他歿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死前六天，漫作六言口號：「怕死作為已死，有生本是無生；縱然百有餘歲，不過多得餘生。」死時極為從容。

　　盛昱歿後的第二年，便有八國聯軍之禍。與盛昱同為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城破殉難，追贈侍郎，諡文敏。此外有寶廷兩子雙雙殉國。盛昱如果不死，亦必為死節之臣，殆可斷言。

　　王懿榮為光緒六年庚辰翰林，盛昱則早一科，此科狀元即王仁堪，同榜名士尚有樊增祥。樊因張之洞的關係，與北派較為接近。此外除王懿榮，皆親翁同龢，自然而然地漸複南派的勢力。而親翁的原因，大都由於反對張佩綸，此亦不涉於政見主張，只是感情用事。

　　原來當翰林四諫意氣風發之時，正當王仁堪、盛昱等一班少年名士初起之時。張之洞喜騖聲氣，常有招邀名士的雅集，故後進少年，對他尚無惡感；張佩綸則眼高於頂，草茅新進，不值一顧；但白簡搏擊亦非疾惡如仇，一視同仁，愛憎好惡之間，亦有去取。譬如李鴻章，可劾之道，何止一端？而張佩綸從未一動彈章，加以李、張交親，形跡甚顯，予人反感極深。及至張華奎為父營謀，求榮反辱，欲圖報復，並傾心結交新進名士，一方面全力為翁同龢拉攏，一方面則在等待機會。

　　甲申開歲，中法為越南啟釁，前方軍事不利，論者以為咎在雲南巡撫唐炯、廣西巡撫徐延旭，此兩人為清流所保，於是張華奎要求盛昱特參張佩綸。據《李鴻藻年譜》李宗侗按語：

　　甲申易樞之舉，始自甚久，醇王久已預備上諭，據家表兄祁君言，甲申所下上諭出自醇王之門客趙某，只候機會方下耳。盛昱之折由於張樹聲之子張華奎所要求，張本要求張佩綸而盛昱不欲，說不如參軍機大臣，軍機倒則張佩綸必無辦法。盛以為軍機不易倒，彼實在不知醇王已與慈禧商定只候機會耳。至醇王掌實權亦出盛之意外，乃有第二折之上。

　　茲先言第一折。其時唐炯、徐延旭已經拿問，盛昱以唐、徐「坐誤事機，其罪固無可逭，而樞臣之蒙蔽諉卸，罪實浮于唐炯、徐延旭」，為立言立旨。以下一層逼進一層，由張佩綸而及于李鴻藻：

　　張佩綸論資淺分疏，遽登薦牘，猶可言也；李鴻藻內參進退之權，外顧安危之局，義當博訪，務極真知，乃以輕信濫保，使越事敗壞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僨事，何說之辭？

　　以下由李鴻藻再牽連到恭王及寶鋆：

　　恭親王、寶鋆久直樞廷，更事不少，非無知人之明，與景廉、翁同龢之才識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觀成敗，其咎實與李鴻藻同科。然此猶其咎共見共聞者也。奴才所深慮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將來之諉卸。北寧等處敗報紛來，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將唐炯、徐延旭等拿問，自宜渙大號以勵軍威，庶幾敵愾同仇，力圖雪恨，乃該大臣等猶欲巧為粉飾，不明發諭旨，不知照內閣吏部，夫一月之內更調四巡撫，一日之內逮治兩巡撫，而欲使天下不知，此豈情理所有？在該大臣等必托言恐法夷詰問，於和局有關，不知都下喧傳，申報刊佈，其跡早不可掩，該大臣等惟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綱於不問，試思我大清二百餘年有此體制歟？抑我中國數千餘年有此政令歟？

　　景廉早在光緒二年文祥衰病恐將不起時，即已入軍機；翁同龢則是光緒八年十一月，王文韶因雲南報銷案被參去職，接王入樞。為盛昱指為「才識凡下」，雖是極度輕蔑之詞，但亦有開脫之意。總之，盛昱此奏，雖劾全樞，而歸罪重輕，頗為分明。首為李鴻藻，應負「越事敗壞」的主要責任，咎在「失人僨事」，明指已拿問的唐炯、徐延旭，而暗中突出張佩綸，希望譴李、張二人；對恭王、寶鋆，科以「俯仰徘徊、坐觀成敗」之罪，雖謂咎與李鴻藻同，但衡以議親議貴，及任事多年，不無勞績可念的推想，獲咎必較李鴻藻為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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