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2)_高陽

二

　　又《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八《黎培敬傳》：

　　光緒改元，擢巡撫。從曾璧光後，益嚴吏治。以上疏請釋前總督賀長齡處分，並予諡建祠，鐫秩罷歸。

　　此即為黎培敬所以內召的原因。按：疆臣調動，或因案必須革職，例于開缺時奏請簡放繼任人選。光緒十月朔為丁醜，故知癸卯為二十七；黎培敬是日內召，乃是正式見明發上諭，商酌其事，不必一定在這一天；樞臣奉「著沈桂芬去」之懿旨，當為二十五，或二十六。既遭反對，一時又無適當人選，因由林肇元護理。

　　定制：巡撫出缺，除由藩司擢升外，倘由京官外簡，則以侍郎及內閣學士為優先，因皆二品。沈桂芬其時不獨為兵部尚書、軍機大臣，且早于光緒元年入閣當了協辦，所以翁同龢日記中，稱之為「沈相國」。以相國外放邊省巡撫，此為貶謫。沈桂芬無辜而得此待遇，且為執政之人，則此舉所顯示者，當為沈桂芬所主張的政策將遭廢棄的明證，足以引起政局的不安。寶鋆即不為私交，亦當力爭。

　　那麼，沈桂芬個人作何表示呢？他不為一己爭，亦當為朝廷體制爭，何竟默無一言？事實上是，沈桂芬根本未入直。翁同龢日記光緒四年十月載：

　　二十日：問沈相國疾。

　　二十六日：問沈相國疾。談良久，其右頦下發腫如雞卵，頗作寒熱也。

　　觀此可知，沈桂芬因病請假，而樞臣中景廉與李鴻藻交深。王文韶雖為沈桂芬所援引，但入樞未幾，「學習」字樣尚未取消，入對時除「打簾子」外，不能發一言，所以榮祿才有機會媒蘖其事。

　　所謂「談良久」，以意度之，或即談「著沈桂芬去」的懿旨。果有其事，則沈桂芬之必謀報復，勢所必然。《夢蕉亭雜記》續載：

　　南中某侍郎（後官至尚書）素昵文定，與文忠亦締蘭交，往來甚數。文定囑侍郎偵訪切實消息，侍郎遂詣文忠處種種偵視，文忠虛與委蛇。一日，侍郎忽造文忠所曰：「沈經笙真不是人，……我已與彼絕交。聞彼惎君甚，因外簡黔撫事謂出君謀，常思報復，不可不防。」文忠見其語氣激昂，且醜詆文定，……以為厚我，遂不之疑，將實情詳細述之。侍郎據以告文定，從此結怨愈深。

　　所謂南中某侍郎，即指翁同龢，其時本為戶部侍郎，但已於光緒四年接徐相為左都禦史。關於榮、翁締交的經過，留待後文再談。但庸庵尚書此段所記，系據榮祿面告，而榮祿所言，則恐言過其實。以翁同龢的人品，即令助沈攻榮，亦不致出此卑劣的「倒脫靴」的手段。且「絕交」二字何可輕發，已割席而仍有往還，榮祿相詰，又何詞以對？

　　以下兩段，所記亦有未諦：

　　會京師大旱，謠言蠭起，謂某縣某村鎮邪教起事，勾結山東河南教匪，克期入京，九門遍張揭帖，貝子奕謨據以面奏。兩宮召見醇邸，詢問弭患方略。醇邸因德宗嗣服，開去一切差使，閒居日久，靜極思動，奏請調北洋淮軍駐紮京師，歸其調遣，以備不虞。文忠為步軍統領，方在假中，醇邸所陳方略，一切不得知也，以訛言孔多，力疾銷假，出任彈壓。兩宮召見，謂京師人心不靖，浮言四起，誠恐匪徒生心，擬調北洋淮軍入衛。文忠力陳不可，略謂：「……臣職司地面，近畿左右，均設偵探，如果匪徒滋事，詎能一無所知？儻以訛言為實據，遽行調兵入衛，跡涉張皇，務求出以鎮定。」事遂寢。醇邸聞之，怒甚。

　　文忠後知前議出自醇邸，亟詣邸第，婉陳一切，而醇邸竟以閉門羹待之，交誼幾至不終，內務府大臣一缺，亦遂辭退。文定知有隙可乘，商之文靖，先授意南城外禦史條陳政治，謂：「京師各部院大臣，兼差太多，日不暇給，本欲藉資幹濟，轉致貽誤要公，請嗣後各大臣勤慎趨公，不得多兼差使。」越日，文靖趨朝，首先奏言：寶鋆與榮祿兼差甚多，難以兼顧，擬請開去寶鋆國史館總裁、榮祿工部尚書差缺。

　　時慈禧病未視朝，慈安允之。時論謂國史館與工部尚書，一差一缺，繁簡攸殊，詎能一例？文靖遽以蒙奏，意別有在。然文定意猶未饜，複摭拾文忠承辦廟工裝金草率與崇文門旗軍刁難舉子等事，嗾令言官奏劾，交部察議。照例咎止失策，僅能科以罰俸，加重亦僅降級留任，公罪准其抵銷。所司擬稿呈堂，文定不謂然。商之滿尚書廣君壽，擬一堂稿繕奏，實降二級調用。文忠遂以提督降為副將，三載閉門。

　　關於榮祿與寶鋆撤差缺一節，時日顛倒，實為是年十二月二十七之事。先一日，翰林四諫之一的寶廷有封奏論政，糾及二人差使太多。翁同龢日記中記此事，雖多諱言，但自十月二十七至十二月二十七，兩派衝突，業已展開，翁同龢且為被攻目標之一，則情事顯然。摘其日記如下：

　　十二月初五，曾桂得京察一等，粗慰；蓋伊十餘年來可謂盡職，且有平反巨案之勞。

　　十二月十三日，張佩綸核奏大員子弟，不應列京察一等，翁曾桂乃非科甲出身，又非秋審處提調坐辦。旨飭該部堂官查平日差使，又飭吏部查捐班是否可列一等。

　　十二月十八日，退後繕撤銷曾桂一等折，適曾桂來，遂罷議……吏刑二部奏翁曾桂京察合例，奉諭：「張佩綸所奏毋庸議。」夜未寐。

　　按：翁曾桂為翁同龢之侄，以舉人納貲為郎分刑部；所謂「平反巨案之勞」，指承辦楊乃武、小白菜一案。張佩綸則北派大將，其時方因編檢大考擢侍講，派充日講起居注官，例得專折言事。張佩綸一疏，不能謂非為翁同龢而發，但刑部既保翁曾桂京察一等，自然要維持立場。刑部尚書萬青藜為同龢之父翁心存主試江西的門生，管部大學士為寶鋆，複有沈桂芬、王文韶在軍機，張佩綸此奏「毋庸議」，不卜可知。

　　但翁同龢十二月十五日記：

　　見張侍講原折，甚切實，真講官也。

　　不昧人之長，為翁同龢最可愛處，而「自請撤銷」則猶畏清議。適以翁曾桂來，告知吏刑兩部的複奏，事已無礙，故而作罷。

　　翁曾桂之事，即或出於偶然，但逐夏同善出毓慶宮，則必為榮祿與內務府大臣進讒慈禧，殆無可疑。

　　夏同善字子松，浙江杭州人，為翁同龢同年知交，同值毓慶宮，而光緒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忽然簡放江蘇學政。早在同治初年，夏同善即曾以翰林資格當過此一差使。如今身為帝師而忽有此命，自應視為慈禧對夏同善的嚴重不滿。而夏同善是南士，又與翁同龢交親，則在北派看來，此為打擊南派的一種手段。

　　夏同善之被疏斥，是因為過於耿直。慈禧及其側近寵信的人物，一方面討厭夏同善，另一方面又怕他「教壞」了年方八歲的光緒，故斷然出此。

　　學政三年一任，例於子、午、卯、酉大比之年的八月初一簡放。江蘇學政林天齡原應於光緒五年己卯差滿，以病歿任上，適以成北派中內務府一系逐夏的機會。而林天齡之放江蘇學政，亦以師傅被逐，遭遇與夏同善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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