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1)_高陽

一

　　▼南北水火

　　研究歷史，我以為首當注意的是，每一個時代都有其中心勢力，如兩漢末年的外戚，唐朝末年的藩鎮，明朝末年的宦官，清朝最後幾年的親貴，等等。大致中心勢力在宦官、外戚，必然導致亡國之禍；如在藩鎮，則必形成割據。唯有高級知識分子成為中心勢力，始能開統一之盛運，讓老百姓過幾十年太平歲月。

　　溯諸既往，大致每一朝由力戰經營而開國，如漢、如唐、如明、如清，繼以偃武修文，由高級知識分子領導政府，就會很快地出現升平盛世，如西漢的文、景，唐朝的貞觀、開元，北宋的太宗末年至神宗朝這百年之間，明朝的宣德、弘治兩朝，清朝自三藩亂平至嘉慶初年，以及洪楊之後所出現的短暫的「同光中興」，都令人不勝嚮往。

　　但是，文治既久，往往不可避免地會啟門戶之爭。此風起于東漢，至唐朝的「牛李黨爭」，構成一個模式，先有政策上的歧見，發展為權勢的衝突，黨同伐異，掀起政局上的極大波瀾，恩怨糾結，終於形成意氣之爭。到了這一程度，國本自然就動搖了。

　　北宋新舊之爭，是個殘酷的例子；明朝末年東林、閹黨之爭，是另一個更殘酷的例子。東林、閹黨之爭，原是由以地域分的派系發展開來的，最後仍歸於地域派系的對立，即所謂「南北之爭」。

　　由東林、閹黨之爭，演變為南北之爭，明朝的天下已經不保。因此，南北之爭從清朝一開國便已存在，至順治十年以後，壁壘分明，勢成水火。吳漢槎因而充軍的「丁酉科場案」，即是南北兩派大火並，北派得八旗之助，痛擊南派的結果；接著更有「探花不值一文錢」的「奏銷案」，金聖歎殺頭的「哭廟案」，南士飽受荼毒。但人才南盛於北，北派雖以與八旗接近而得強有力的奧援，但始終不能將南派打得抬不起頭，及至打倒了，清朝也快亡了，此即戊戌政變潛在的興亡真相。

　　順治末年及康熙初年，新統治階級原有利用南北之爭以操縱駕馭之實，及至天下大定，需要穩定，才能展開建設時，自然要嚴禁黨爭。康、雍、乾三帝，皆為英主，力足以抑制；嘉、道兩朝，政爭漸起；至辛酉政變，失敗的一方漢人皆為北人，匡源、杜翰籍隸山東，焦祐瀛天津人，只「穆門十子」之一的陳孚恩為江西人。勝利的一方則皆為南人，其中關鍵人物約計四人，曹毓瑛江陰，朱學勤仁和，方鼎銳儀征，另一即先恭慎公（即許庚身——編者注）。四人者，分隸江浙兩省。

　　是故辛酉政變實為重啟南北之爭的一大回合，南派大勝，重新奠定了與北派分庭抗禮之勢。自同治初元至光緒十年，軍機自恭王以下全班被逐為止，南派的領袖為沈桂芬，北派的魁首則是李鴻藻。沈桂芬一死，北派勢力大張，李鴻藻得「兩張」——張佩綸、張之洞之助，盡力壓制南派，以致王文韶因「雲南軍需案」鎩羽，閑廢七年，始得複起，但已磨盡圭角，得了「琉璃蛋」這個雅號，南士沒有人願受他領導，他亦根本不想領導南派了。

　　沈桂芬的衣缽，是歸翁同龢繼承；北派的傳人，本應是張佩綸，只以馬江一役，一蹶不振，而張之洞夙有「八表經營」的大志，且以開府兩湖，有仿佛可以自辟曹掾的便利，故不願自囿於北派，而想兼收並蓄，一網打盡天下名士。因此，承李鴻藻的余緒而領導北派者，竟為榮祿。

　　戊戌政變則是南北之爭的最後一個回合。這一回南派慘敗，但北派則是慘勝。由戊戌政變引發庚子之亂，母子君臣，兩敗俱傷。翁同龢的絕筆詩有句：「淒涼到蓋棺。」其實榮祿亦何嘗不是如此！

　　翁同龢生平，知者已多，茲先介紹榮祿：他出身于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瓜爾佳氏，隸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武將世家，祖、伯、父三人，皆在洪楊初起時殉難。像他這樣的背景，只要本人的才識夠條件，飛黃騰達，是必然之事。

　　榮祿于咸豐二年十一月，由蔭生以主事用，分在工部，承辦陵工，以後又調戶部銀庫司官，當的都是闊差使。同治末年轉入神機營。神機營由醇王掌管，頗自矜重，因而在神機營當差，升遷的機會極多。同光年間，京師有兩句口號：「帝師王佐，鬼使神差。」言此四條路子，皆為終南捷徑。「帝師」指為幼帝授讀的師傅，「王佐」言恭、醇兩王的親信，「鬼使」為駐外國使節，「神差」即神機營差使。榮祿以「神差」而為「王佐」，故至同治七年，即已蒙賞頭品頂戴，年紀不過三十出頭。

　　同治十三年榮祿的官銜是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差使極多，主要的是兩個，一是管理神機營事務，二是總管內務府大臣。

　　清朝的官制，分缺、差兩種，本缺只有一個，差使可以兼至無數。京官的差使中最貴重的是「內廷差使」，如弘德殿行走、毓慶宮行走的師傅，南書房翰林、總管內務府大臣，都是經常可以見到皇帝的。譬諸世家大族，這三類人便是西席、清客、賬房，在皇帝是當作「自己人」看的。榮祿即因當了內務府大臣，才能在「內廷行走」，為慈禧太后所賞識。

　　到了光緒四年年底，忽有上諭，榮祿開去工部尚書缺、內務府總管大臣差使，此由與沈桂芬結怨所致。《夢蕉亭雜記》載：

　　穆宗崩逝，……（榮）文忠時以工部侍郎、步軍統領兼內務府大臣。……文忠負權略，敢於任事。當穆宗上賓時，夜漏三下，……文忠跪奏，謂：「此時尚有宗社大事，須兩宮主持，……請召軍機、御前，並近支親貴入見。」

　　兩宮命文忠傳旨。……樞臣文文忠祥扶病先至，寶文靖鋆、沈文定桂芬、李文正鴻藻繼到，同入承旨，德宗嗣立。……恩詔、哀詔，例由軍機恭擬，文定到稍遲，由文文忠祥執筆擬旨，因病不能成章。文忠倉卒忘避嫌疑，擅動樞筆，文定不悅而無如何，思以他事陷之；文忠亦知之，防禦尤力，兩端遂成水火。

　　按：沈桂芬氣量甚狹，「擅動樞筆」，或者猶為小隙；當大事出後，榮祿以總管內務府大臣，在內廷照料，倉促之際，獻議迎立醇王之子，入承大統，為兩宮所接納，此為攖忌的主因。因為自古以來，須迎外藩繼統，皆由太后與宰相定策；榮祿不在軍機，而參相國之大計，成擁立之大功。以榮祿得慈禧的寵信，及其與醇王的關係，則大用為可預見之事。榮祿與李鴻藻接近，對沈自然不利，所以多方抑制，遂成水火，亦是必然的發展。

　　文正與文定不相能，頗右文忠。党禍之成，非一日矣。某月日黔撫出缺，樞廷請簡，面奉懿旨：著沈桂芬去。群相驚詫，謂：「巡撫系二品官，沈桂芬現任兵部尚書，充軍機大臣，職列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遷邊地，此旨一出，中外震駭，朝廷體制，四方觀聽，均有關係，臣等不敢承旨。」文靖與文定交最契，情形尤憤激。兩宮知難違廷論，乃命文定照舊當差，黔撫另行簡人。文定謝恩出，惶恐萬狀，私謂：「穴本無風，風何由入？」意殆疑文忠矣，然並無影響也。

　　按：文正指李鴻藻。所敘沈桂芬外放貴州巡撫事，語焉不詳；所謂「某月日」者，當是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前的一兩天。茲就現成史料，略微一考。

　　《清史稿·疆臣年表十四》：

　　光緒四年戊寅，黎培敬十月癸卯召，林肇元護貴州巡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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