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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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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陶澍主張只將他充軍新疆,蔣攸銛亦同意了,會銜出奏,但他另外加了一個「單銜附片」,說黃玉林桀驁不馴,反復無常,怕他到得發配的新疆以後,複又潛回,致生後患,請密飭陶澍,即行處絞。 這一單銜密奏,惹得皇帝大發雷霆,將蔣攸銛辦理此案,種種不善,痛斥一頓。除了命陶澍將黃玉林即行正法以外,又說:「朕綜理庶政,光明正大,一秉至公,蔣攸銛辦理此案,事前既無主張,事後又複苟且,以大學士膺封疆重寄者,固應若是耶?著交部嚴加議處。」 其時蔣攸銛已交卸了印務,啟程回京,走到山東地方,接奉廷寄,才知道部議革職,皇帝加恩以侍郎降補並補為兵部左侍郎。 蔣攸銛以大學士而降謫為二品侍郎,認為奇恥大辱,而公許為文武兼資,中外大臣中第一流的人物,遭此下場,一世英名,付諸流水,更覺傷心悔恨,他的身子本不算太好,經此打擊,以致臥病在山東的驛舍,醫藥罔效,竟致不起。 第四章 噩耗傳到江甯,新任總督陶澍,感念他在川東道任上,由蔣攸銛的識拔,保舉為治行第一,方受皇帝特達之知,而有今日;近年共事,又處處受他的推重提挈,感念知己,特派一名候補道員,到山東照料治喪,並在江寧佛寺設奠,痛哭了一場。 緊接著,迎到兩位欽差,一位是兵部侍郎「紅帶子」覺羅寶興,他是副手;主要的是戶部尚書王鼎。 王鼎是陝西蒲城人,乾隆末年進京會試時,他的族人,清朝陝西人第一個狀元王傑,以東閣大學士充軍機大臣,名位在和珅之次,想羅致他入門下,王鼎以受援引而進身為恥,堅決辭謝。王傑最重氣節之士,預言:「看你的品概,他日名位一定不下於我。」 他是嘉慶元年的翰林,以文字受仁宗特達之知,嘉慶二十三年,以刑部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事,仁宗在召見時說:「我本來想放你出去當督撫,管順天府尹雖是外任,仍舊在京,以便差往各省查辦事件。」從此經常奉使在外,每一回查辦事件,覆命都很圓滿。 當今皇帝接位以後,也像仁宗一樣格外重視查辦大員的忠誠可靠,因為和珅當權時,派出去查辦的大員大多仰承他的意志,並不能查明真相,因此高宗自以為英察,其實仍受蒙蔽,但也幸而有像錢澧那樣剛直而又有手段來對付和珅的人,將幾件大案查得水落石出,朝廷紀綱才得勉強維持不墜。 查辦大員真正是皇帝的耳目,也是真正能使皇帝的威權,充分發揮的關鍵人物,這一層道理,當今皇帝倒是完全領悟到了的。 十年以來,王鼎查辦過好幾件大案,有的是查重於辦,有的是辦重于查,查辦兩淮鹽務積弊,即是辦重于查,主要的是要有一個整頓兩淮鹽務的辦法。 本來兩淮鹽務,設有專責官員,就是鹽政。這個職位由巡鹽禦史演變而來,禦史巡查是明朝的制度,權柄極大,最烜赫的是巡按禦史,就指定的巡查地方,自稽察官吏至訪求民隱,管的事極多,小事立即裁決,大事亦不妨先作處置,隨後奏報;官吏不法,罪至於死者,可以憑藉皇帝所頒的「尚方劍」,先斬後奏。入清以後,已無巡按禦史,因為早在前明末年,巡按禦史已改成常設久任的巡撫了。 巡鹽禦史改成鹽政,演變之始在康熙六年,其時巡鹽已失催課緝私、調節產銷的原意,成為一項有名的好差使,既然如此,不必由禦史巡查,所以一年一輪的鹽差,改派六部司員,成為一種獎勵。到了康熙十二年,兼差內務府司員,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因為與聖祖有特殊的淵源,以內務府司官的身分,除了江甯織造以外,兼獲鹽差,而且一年一派,連續十年之久,只看曹雪芹在他的書中所描寫的繁華景象,便可知巡鹽是怎麼樣的一個闊差使了。 及至雍幹以後,巡鹽變成專差久任,於是而有鹽政這個正式的官稱。淮南淮北的鹽官,有管鹽場的、有管運輸的、有管稅課的、有管稽察的,皆歸從三品的鹽運使管轄,而鹽運使則「聽於鹽政」。但王鼎及寶興這兩位欽差,並不到揚州去找兩淮鹽政福森,而是到江寧來會晤兩江總督陶澍。 江督於鹽務的責任有二,一是緝私,因為鹽梟走私,攸關治安,總督身負保障一方安寧的重任,所以不能不管;二是官督商銷,此由於清朝的鹽制,襲自前明的綱鹽制,亦即是認定地方銷鹽的包商制,如果額定的官引銷不足額,鹽課收入便會減少,所以定出「官督商銷」的辦法,以補不足,此一「官」在兩淮便是兩江總督。 不過這還不是根本原因,主要的是,陶澍在川東道任內整頓鹽務,成效卓著,而在江蘇巡撫任內即有改革鹽務的建議,而皇帝對他的才幹,極具信心,所以指示王鼎到江甯跟陶澍商辦。 兩位欽差到得江甯,由江甯將軍領頭,率同全城文武迎入接官亭,請了聖安;隨即簇擁至總督衙門西花園赴宴。酒闌戲散,已是起更時分,送至公館安置。 欽差的公館打在三山街大功坊的瞻園,此地為明朝開國第一功臣中山王徐達的故居,頗饒池台花木之勝;「辦差」照例是首縣上元縣的事,這位上元縣令姓金,辦事特別巴結,將鋪蓋亦搬了來,打算留宿在瞻園,以便晝夜照料。王鼎聽得此說,甚感不安,將金縣令請了來,當面道謝,請他回府,同時也作了一些要求,或者說是告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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