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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正審官因為他是名士，以為他一定是兩榜進士，便即問道：「你是那科的？」 　　這個科名的科，章太炎故意誤會成鳥窠的窠，微笑答道：「我滿天飛，那裡來的窠？」 　　＊ ＊ ＊ 　　前後會審了四次，春去秋來，到了冬天才宣判；公廨的正審官、會審官做的清朝的官，照例由上海道委派，自然聽從指使，判了章太炎和鄒容永遠監禁的罪。 　　照「大清律例」，不論「大不敬」的罪也好，謀反的罪也好，都是極刑；所以這樣判決，算來還是從輕；但西洋的觀念不同，領事團大嘩，一致同意，不能接受這個判決。同時亦很懷疑作此判決的用意——依照會審公廨的章程，刑事犯判監禁五年以內者，在巡捕房「西牢」服刑，不受公廨管理；五年以外，便須移送會審公廨的監獄拘禁，鳥入羅網，章太炎和鄒容可能在獄中不明不白送掉性命。 　　於是案子不能定讞，從司法轉入政治，由英國公使在北京跟外務部交涉。被告的律師掌握機會提出申請，認為章太炎、鄒容久系囹圄，於法律及人道兩皆不合，要求巡捕房撤銷控案。 　　這一著很利害，如果巡捕房撤銷控案，會審公廨就必得無條件釋放被告，因此北京的外務部不免著慌——外務部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是頭老狐狸；會辦大臣那桐，人稱「小那」，善於見風轉舵；加以右侍郎伍廷芳暗中調護，畢竟採納了英國公使的意見，決定「從寬辦結」。 　　於是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七，會審公廨宣判，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兩年，都在西牢罰作苦工；在獄期滿，逐出租界。 　　同在西牢，先是羈押，如今是服刑，但與罰作苦工，生活大不相同了。章太炎求仁得仁，逆來順受；而鄒容性情剛烈，受不得「牢頭禁子」的欺淩，常常發生衝突。 　　「小弟！」章太炎勸他：「你學佛吧！聽我講佛經，可以解你三年之憂。」 　　章太炎精耽內典，辯才無礙；鄒容亦是有宿慧的人，聆教不倦，情緒就此穩定下來了。 　　【第十一章】 　　由於蘇報封閉，愛國學社解散，一時不便活動；也由於章太炎和鄒容的被捕，被指名通緝的驚弓之鳥，大多遠走高飛。因此，日本增添了許多革命志士。 　　他們當然都仰望孫逸仙的豐彩。孫逸仙仍舊常住在橫濱；往還的同志雖不多，但東京留學界蓬蓬勃勃的革命思潮，卻仍由孫逸仙所指導。從中作聯繫的是兩位同志，一個叫馮自由，家世儒醫，祖父在咸豐初年，因為與太平天國的關係，為官府搜捕，瘐死廣州府南海縣監獄中；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抱恨終天，遠適異國，在橫濱經商數十年，對革命深抱同情；同時亦最敬服孫逸仙。興中會在日本組織分會，即頗得馮鏡如之力；其時馮自由才十四歲，是最年輕的一個同志。馮家久居山下町，與孫逸仙的寓所不遠；馮自由幾乎每日必到，本乎「有事弟子服其勞」之義，樂效奔走。 　　另一個叫廖冀朋，是孫逸仙在廣州博濟學院的同學，當時經商橫濱，就住在孫逸仙那裡。廖冀朋為人瀟灑不群，吐屬不凡，而且多才多藝，擅畫能詩，是個漂亮人物，所以朋友很多；他往往一面濡染丹青，一面高談革命，無形中成了孫逸仙的好幫手。 　　這天正在畫梅花，門鈴大響，廖冀朋住在樓下西屋，便親自去應門；門外是個四十不到的和尚，著一領土黃布的海青，腳下是同樣質料的涼鞋。清臒如鶴，戴一付銀絲腳的眼鏡；一臉的書卷氣。 　　廖冀朋斷定他不是日本和尚，便用廣東官話問道：「大和尚找那一位？」 　　「恕罪！」那和尚一手當胸頂禮，一手拿著紙條；眼睛卻望著釘在門上的白木牌，「請教施主，這裡可是孫逸仙先生的住處？」 　　廖冀朋瞭解他的疑問；孫逸仙為避清朝派駐日本使館人員的耳目，用個日本名字「高野長雄」；白木門牌上寫的是「高野方」。這個和尚必是不知高野長雄就是孫逸仙，所以有此一問。 　　廖冀朋先不回答，問他的名字：「大和尚上下怎麼稱呼？」 　　「我是在俗僧，報我俗家的姓名吧！我叫黃宗仰。」 　　「原來就是烏目山僧，久仰、久仰！」廖冀朋驚喜地說：「請進，請進。」 　　延客入室，廖冀朋先自我作了介紹；然後引見住在樓上的孫逸仙。彼此雖是初會，但神交已久；宗教的不同，在他們之間不生絲毫隔閡，真所謂一見如故，很快地就像常常見面的一對健談的好朋友那樣，熱烈地在討論國家、社會各方面的大問題了。 　　使得烏目山僧驚奇的是，他只知道孫逸仙手不釋卷而深于西學；不想對中國的「心性之學」及歷史，亦有深湛的研究。他贊許烏目山僧的入世的態度，談到唐朝的佛寺，與對社會工作的積極貢獻；也談到佛法東來以後，對於宋明理學的影響，同時認為佛教與基督教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中心思想就是他手書懸在壁上、作為座右銘的「博愛」二字。 　　「這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精義：『博愛之謂仁。』不過，儒家不是宗教，所以提倡博愛，不純用感化的宗教手段；而在必要時該用革命的手段。儒家講究內聖外王，也可以說是亦聖亦王；外王為用，內聖為體，這就是中國道統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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