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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崇禎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為明朝百毒俱發，勢在必亡之時，而南都的繁華，卻更勝於昔；「四公子」的名聲，即起於此時。十一年南闈鄉試，王謝子弟，東林孤兒，連翩入場。陳貞慧、冒辟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盡關乎文字優劣，如侯方域之被擯，乃第一場策論觸犯時忌之故。 　　《壯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試策一」，有徐鄰唐按語： 　　「是科為己卯，朝宗舉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本房廖公國遴力爭曰：『果得罪，本房願獨任之。』正考遲回良久曰：『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讀其策，豈讓劉蕢，千載一轍，良可歎也。」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則磨勘試卷，侯方域將獲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這個說法，可以成立。因為侯方域這篇策論中，對崇禎有極深刻的批評，試摘數段如下： 　　「所貴於甘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虞書曰：『臨下以簡。』而後世任數之主，乃欲於其察察以窮之。過矣！夫天下之情偽，蓋嘗不可以勝防；而人主恒任其獨智，鉤距探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必喜于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輾轉而疑人。秉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複有可信者哉？」 　　這開頭的一段，便是指崇禎察察為明之故，而非虛空鑒衡，驟作月旦；是有實例為根據的。 　　崇禎二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甯遠巡撫袁崇煥率師赴援。其先，俘獲太監二人，清太宗付與漢軍旗人高鴻中、鮑承先監收。高、鮑二人遵密計行事，據《清太宗實錄》所載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語雲：『今月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袁崇煥下獄。」 　　這完全是《三國演義》中「蔣幹盜書」故事的翻版。事實上，清太祖時曾將《三國演義》譯為滿文，作為兵書。清太宗確為有心用此反間計，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對崇禎「竟墮此等下劣詭道，自壞萬里長城」，深致感歎。後入讀史，尚有餘憾；則在當時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論中痛切陳詞如此。倘或中式，闈墨發刻，天下皆知，則謗訕君上，必有巨禍。是故「保全」之說，亦不可全視為遁詞。 　　榜發下第，侯方域回家鄉，與賈開宗等組織文社，名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傳》所謂「雪苑侯生」之雪苑，出處在此。 　　崇禎十四年，侯恂出獄而侯執蒲病故。這年李自成破南陽，圍開封，侯方域奉父避難金陵。下一年歸德淪陷，開封被圍益急。其時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實力比較雄厚，但跋扈不聽節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管援汴官軍，結果很不理想。侯方域《甯南侯傳》： 　　「以司徒公代丁啟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拒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子北河；司徒公知糧無所出……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這段文章寫得支離不明，所謂「朝廷中變」系指何事？左良玉擁兵三十萬；侯恂可曾督促攻賊？皆無交代。此由於侯方域為親者諱，隱略了一大段事實：其時，侯恂尚未受代，開封前線，仍由丁啟睿督師；官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雲屯於開封以南的朱仙鎮，與賊壘相望。《明史紀事本末》載： 　　「啟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鹹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 　　明史《左良玉傳》所記大致相同，而更為詳晰： 　　「賊營西，官軍營北。良玉見賊勢盛，一夕拔營遁；眾軍望見皆潰。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過，從後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裡。賊已於其前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眾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僕溪谷中，趾其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 　　結果是「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其時，侯恂在黃河北岸，崇禎命侯恂「拒河圖賊」；命左良玉「以兵來會」，即由襄陽北上，仍回開封前線，而左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於是九月間，李自成決河灌城，中州佳麗，盡付波臣，大堤弦管，與濁潮相嗚咽了！ 　　于此可知，《甯南侯傳》所謂「流賊憚之，呼為左爺爺」，有無其事，實成疑問。史實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負開封失陷的主要責任。而侯恂複起，對左良玉一無作用可言。侯方域所記，實皆粉飾之詞。據明史《左良玉傳》：「帝怒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則左良玉所報答於舉主者，實所不堪。獨怪侯方域猶為之曲曲回護，此中是何道理，很難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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