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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你不說，我來說。」素娘揭開了真相：「我的想法跟阿娃一樣。」她指著韋慶度說：「他一直不肯拿個乾淨痛快的辦法出來，李六那裡又逼得緊；我媽不願意得罪他，可也不能不對李六有個交代。我看這樣拖著不是事，湊了三十貫錢給我媽，說是他送來的，這樣至少先可以把局面穩住，有一個月的工夫，大家再慢慢商量，一郎，你說我做錯了沒有？」

　　鄭徽恍然大悟，怪不得昨晚上秦赤兒回來，說王四娘似乎弄不清怎麼回事似地。一番「賈斷」，兩次送錢，自然要把人搞糊塗了。

　　於是，他點點頭說：「這是弄擰了，誰也沒有錯。你再說下去！」

　　「我原沒有說他錯。他昨天叫人送錢來，我知道了，叫人告訴秦赤兒，把他請來，原意是讓他明白有這回事；就算我媽收了個雙份，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誰知道他大發雷霆，說我看不起他……」

　　「當然是看不起我，第一你始終不相信我有辦法……」

　　「你本來就沒有辦法。」素娘也搶著說，「你不是自己說連『賈斷』還都是阿娃替你想的。」

　　看看第二度爭執又將發生，鄭徽有些著急，幸好，催請入闈的金鐘，及時地替他們解了圍。

　　「祝三，你聽我的勸。」他說：「既然兩情相洽，一切都可以忍耐，我不知道你不滿意素娘的是什麼？我也個想聽你講理。感情就是感情，恩恩怨怨，這本賬一輩子都算不清楚，要講理就不叫感情了！你想，是不是呢？」

　　「我本來也沒有什麼！」韋慶度聽他這樣說，便不肯承認對素娘有何芥蒂，「是她要跟我吵！」他也不肯承認自己有何責任。

　　「好，好！」素娘願意委屈自己，敷衍情郎：「剛才是我不好，現在我不跟你吵了；你先請進去吧，我跟一郎說幾句話。」

　　「你呢？」韋慶度說，「不如先回家，或者去看看阿娃；晚上一起來赴宴。」

　　「讓我想一想再說。反正你不必操心了，或者回家，或者去看阿娃，我自己會安排。」

　　「好吧！」韋慶度對鄭徽說：「我先入闈了。中午再見！」

　　等韋慶度一走，素娘憂形于色地低聲告訴鄭徽說，她得到消息，李六居心叵測，準備不利於韋慶度。這消息還不知真假，但李六一向陰險，既然結怨，不可不防。她心裡很著急，但又知道韋慶度是寧折不彎的性格，便不敢把這消息告訴他，怕反激出變故來。

　　這消息很突兀！鄭徽雖未見過李六，也不知道他如何橫行不法，但從韋慶度一向所表示的深惡痛絕的態度，以及眼前素娘的焦憂的神情來看，可以見李六是個無惡不作的傢伙。

　　這樣一想，他也有些為韋慶度擔心，但為了安慰素娘，他只凝重地點了點頭，說：「你放心！祝三是我的知交，我找機會勸他，不要過於跟李六為難，能委屈就委屈一點，免得鬧出事來。」

　　「對了！這就是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你的用意。」停了一下，她又說：「一郎，我還有句話，你姑且先記著。如果有什麼禍水，自是由我而起；我曾向你說過，寧死不跟李六，可是現在我又不這麼想了，若是犧牲了我，可以讓十五郎脫出一場殺身大禍，就是火坑我也只好跳了！到那時候，一郎！你可要替我說句公道話，替我洗刷——我不曾負心！」

　　她的清冷如冰雪的風姿，在肅穆中蘊藏著無限的哀怨，而聲音是平靜的；那樣從容就義般的勇氣，使鄭徽從心底泛起尊敬，面臨著這樣鄭重的託付，他不敢以泛泛的遊詞，作毫無作用的安慰；斂一斂衣襟，雙手籠入衣袖，拱在身前，莊容答道：「素娘，果真有那一天，我鄭徽決不埋沒你的義行！」

　　「這我就放心了！」素娘的臉上，綻出微笑，令人想到春風拂過，冰河解凍的光景。

　　第二遍金鐘又響了，鄭徽匆匆作別；入闈以後，領卷歸座，好久都靜不下心來——韋慶度、素娘，還有那個被韋慶度描繪得醜陋不堪的李六，如走馬燈一般，交替著出現在他的腦中。

　　忽然，有一個小小的紙團，很準確地落在他的面前，抬頭一看，韋慶度已越過他的身邊，向主司座前走去，有所請示；這是故意找機會跟他通信，隨即把那紙團打開，上面寫著八個字：「時不君予！何事觀望？」

　　鄭徽接受了警告，拋開雜念，定一定神思，開始研究題目。

　　這第二場試是策問——正式的禮部試，第三場才是策問；第一場帖經，第二場雜文。私試不考記誦之學的帖經，所以第三場試變成第二場試——雜文及詩賦，看人的才華詞藻，策問則是考驗經濟學問；當時的開元之治，超越文景，媲美貞觀，大唐皇朝的興盛富庶，正被推展至顛峰狀態，自宮廷至士庶，無不以追求精神及物質的享受為生命的最大目的，因而陶冶性靈的詩篇，特別為時所重，名句一出，家弦戶誦。而在進士試中，亦以雜文的詩賦，為及第的關鍵，但策問畢竟是關乎國計民生的真知實學，所以真正有抱負的舉子，都願意在這一場考試中，一逞雄才。

　　照例，進士試策問五道，所問的不外乎純理論的「經義」，考問史實的「征事」，批判現實政治的「時務」，或者發抒政治理想的「方略」。這天，主司于玄之所出的五道題，兩道屬於經義，三道屬於時務。鄭徽平日做學問，在經史之間，傾心於後者，對於經——「大經」的《禮記》、《春秋》、《左傳》，「中經」的《詩》、《周禮》、《儀禮》，「小經」的《易》、《尚書》、《公羊》、《谷梁》，因為與性格不相近，並無深刻的研究，所以那兩道經義題，只是敷衍成篇，並不出色。

　　在時務題上，他稍微想一想，便覺得大可發揮。三道時務題，一道問「治道」，一道問「民生疾苦」，一道問「稅法」。鄭徽的父親，在常州是勤求民隱的好官，他耳濡目染，對於民生疾苦，亦有相當深入的瞭解。同時，他又生長在東南財賦之區，徭役地稅，素來熟悉；江淮出鹽，揚州則是海內第一個商業中心，所以對於鹽稅、關稅的徵收情形，也很清楚。這樣，「民生疾苦」和「稅法」兩策，在他便毫無困難了。

　　困難的是「治道」一問，這題目太大了，該從何說起呢？

　　他想起「徒法無以自行」這句名言，從而掌握了「得人則治」這四個字，作為立論的主旨，這個「人」，自然該是宰相。

　　自貞觀以來，唐朝建立了一個傳統，相權極重，皇帝的命，不經宰相的同意，不但無效，而且無法執行。所以宰相賢能，則天下大治，這有歷史可以證明：太宗朝沒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征以及長孫無忌、諸遂良等等，不可能有貞觀之治；本朝沒有姚崇、盧懷慎、宋璟、韓休、張九齡等等，亦不可能有開元之治。

　　然而自開元二十四年起，遠聲色、絕貨利，能夠極力規諫皇帝的張九齡，被李林甫與高力士排擠走了。

　　鄭徽想起了韋慶度痛斥李林甫為奸臣時的憤慨，也想起了他父親前年自京師述職回常州，說起李林甫專權，在他覲見皇帝之先，威脅他報喜不報憂時的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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