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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然而京內消息隔膜，江南人「都曰可殺」，京朝大老，卻頗有人為何桂清緩頰。先是當江南大營一破，文宗憂慮蘇常不保，大學士軍機大臣彭蘊章還說：「何桂清駐常州，籌畫精詳，又有張國梁、張玉良一批驍將，文武協力，戰守有餘，蘇常必保無虞。」不數日敗訊到京，文宗痛責彭蘊章無知人之明，因而解除軍機大臣的職務。同時，何桂清被革職查辦，以曾國藩為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

　　當時湘軍還未入江蘇地界，江蘇的最高地方長官是薛煥，他是何桂清所提拔的人，自然向著何桂清，其次是浙江巡撫王有齡，也要救何桂清，所以多方庇護，一再聯銜上奏，「請棄瑕錄用，俾奮後效，以贖前愆」，文宗不許。於是又說他在上海激勵團練，運動內應，設法光復蘇州，請求等到蘇州克復，再赴京伏罪，文宗又不許。以後英法聯軍內犯，文宗出奔，接著發生辛酉政變，肅順被誅，恭親王掌國，兩宮太后垂簾聽政，由於這一連串的大事，拿問何桂清一案，便拖了下來，容他在上海苟且偷生了兩年。

　　同治元年四月，朝中大局已定，於是何桂清不能不就逮，解到京城下刑部大獄，主審的秋審處四總辦中，有一個是直隸司的郎中，名叫餘倬光，正好是常州人，冤家遇著對頭，何桂清就沒有活路了。依照大清律，「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應得的罪是「斬監候」，但秋後處斬，須先經御筆「勾決」，這就有了一絲生機，到時候可以設法為他乞恩緩決。所以餘光倬加上一條罪名，說他「擊殺執香跪留父老19人，忍心害理，罪當加重」。因而擬了「斬立決」，餘光倬必殺何桂清，雖有私憾，但論法則亦實無活理。當時的刑部尚書是雲南昆明人趙光，他是嘉慶二十五年的進士，這一榜是名榜，出了個連中三元的廣西人陳繼昌，榜眼叫許乃普，就是許乃釗的胞兄，以此淵源，趙光對何桂清如何制和春、張國梁的肘，如何失陷蘇常、如何縱兵殃民，十分清楚，所以傳說在何案定讞覆奏的摺子中，趙光有這樣的警句：「不殺何桂清，何以謝江南百萬生靈？」趙光為人庸愚，但這句話卻是義正辭嚴的公論。

　　慈禧太后當時垂簾未幾，處事以君臣「同治」為宗旨，對於刑部定擬的罪名，不肯輕作裁決，降旨命大學士六部九卿科詹科道會議，這就是明朝的「廷議」，是件很鄭重的事。會議結果，如刑部所議，而慈禧太后還不忍輕殺大臣，另有一道懿旨。

　　懿旨上這樣說：「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用刑宜慎，如有疑義，不妨各陳所見。」這意味著，「上頭」預備網開一線，所以跟何桂清有交情的、受了運動的，或者間接有關係可能受株連的，本以為何桂清罪無可逭，救亦無用，而在廷議中默無一言者，此時紛紛上疏論救，總計有17人之多。

　　一馬當先的是大學士管部的祁雋藻，他的行輩甚高，在當時已列入耆宿之列，山西壽陽人，所以多稱他為「壽陽相國」。此人還存著清初貳臣的觀念，當曾國藩辦團練，出師有功時，他居然以為漢人一呼而集萬千眾，非朝廷之福。此時上疏救何桂清，首先就引用嘉慶的諭旨：刑部議獄，不得有加重字樣。認為餘光倬所擬，不合祖制。此外如工部尚書萬青藜、禦史高延祜，都是聲名不佳的人物，而薛煥感恩知遇，又以重金替何桂清在京裡走門路，所以初夏被逮，到深秋還拖在那裡。

　　慈禧太后為了籠絡大臣，倒不一定想殺何桂清，但正人君子饒不過他。首先是最早參劾何桂清的禦史卞寶第，抗章駁祁雋藻。原疏抬出仁宗睿皇帝的聖諭，這頂帽子太大，本難指駁，而卞寶第駁得十分痛快，他說仁宗上諭，只就承平時期尋常罪名而言。輕輕一語，就把他那頂大帽子卸掉，然後又說：道光年間浙江提督余步雲失定海，咸豐年間湖北巡撫青拕失武昌，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其時祁雋藻當軍機大臣，沒有聽見他說什麼話，「何獨於何桂清護惜若此？」這個奏摺一發抄，時論大快。

　　不過，何桂清生死之機，最後決於一個人，就是曾國藩。

　　當時京卿中有個李棠階，河南人，跟倭仁、曾國藩都是當年做京官時講理學的朋友，慈安太后聽文宗生前提到過這個人，所以特旨內召，任用為太常寺正卿，當浮議囂張時，李棠階上一個密折，說是：「刑賞大政，不可為謬悠之議所撓，今欲平賊，而先庇逃帥，何以作中興將士之氣？」這是撇開刑律及何桂清個人的禍福，以大局軍務為著眼點，東南軍事在著著進展之時，自然不能做出打擊士氣的事情來，所以，連慈禧太后看了這個奏摺以後，態度也迅速地轉變了。

　　何桂清這一案的關鍵，本在他為何由常州脫逃？如果這一點能有所辯解，則可以不死，所以刑部審問時，他提出一份薛煥等人所具的公稟，請他退到蘇州，以保餉源重地，證明他本心並不打算棄地。事過境遷，當時是否有必要退至蘇州？是非無從判斷，同時這張公稟，究竟真的出於當時，還是事後補具，以為卸責的餘地，亦無從查究，因而朝廷特意降旨，命現任兩江總督曾國藩查核具奏。

　　曾國藩身在兩江，瘡痍遍地，目擊心傷，而且他帶著兵負破敵的全責，亦不能不為士氣著想，因此，一向不大肯說題外之話的他，覆奏措詞，如老吏斷獄，犀利無比。

　　曾國藩的覆奏是這樣說：「督撫權尊，由來已久，司道以下，承迎風旨，不敢違拒，若此類者，無庸深究，疆吏以城守為大節，不當以僚屬一言為進止；大臣以心跡罪狀，不必以公稟有無為權衡。」

　　這幾句話精警絕倫，無人可駁。而在曾國藩覆奏未到以前，救何桂清的祁雋藻等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已搞出一絲生機，至此又複斷送。

　　祁雋藻他們所想的辦法，就是將何桂清的罪名，弄成斬監候。為達成此一目的，分兩方面迂回進行，一方面在廷議中格於公論，仍照刑部所擬「從重擬以斬立決」；一方面由祁雋藻領銜上奏，說「遍察刑律如臨陣而退、棄城先逃等條，罪至斬監候而止」。加重罪名至斬決，「是為擬加非律」，也就是說超乎律法以外，非臣下所得擅請。然後由軍機面奏，擬發上諭：此案既疊經廷臣等會同刑部定擬罪名，自應按律科斷，即不必于法外施刑，以昭公允，何桂清著仍照本律，定為斬監候，歸入「朝審」「情實」，秋後處決。此後為定照定律，詳慎用刑之意起見，非為何桂清情有可原，將來可從末減，致蹈輕縱也。

　　這道上諭，看起來合法、合理，一秉大公，毫無可議，其實是軍機上欺兩宮太后問政未幾，不諳制度，用的是瞞天過海的手法，因為這年是同治元年，凡遇改元，太后皇帝整生日等等慶典，照例「停勾」，所謂「歸入『朝審』『情實』，秋後處決」，根本是空話。

　　所謂「朝審」，起于明朝英宗復辟以後的天順三年，將待決之囚，在霜降以後處決以前，作一次最後的審判。對各省的死囚而言，此一程式稱為「秋審」，而刑部獄中的死囚，則稱為「朝審」，由刑部特選精幹的司官人員，組織秋審處，主辦其事。朝審或秋審的結果，分為五類：情實、緩決、矜疑、留養、承祀，最後兩類多為獨子以承宗祧，奉養父母，可以不死，緩決、矜疑則尚待進一步審訊，惟有情實一類，則在勾決之列，須另繕黃冊呈覽。不過，這年雖然停勾、招審冊，仍應照呈，何桂清的罪名，已指明為「情實」，卻由於打通了秋審處的關節，而餘光倬勢孤不能力爭，所以未將上諭中「非為何桂清情有可原，將來可從末減，致蹈輕縱」的「緊要之語」敘入，企圖蒙混過關，不想又遇到了一個硬錚錚的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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