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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梁鴻志自然識得王揖唐，心裡很想結識這個人，表面上卻是淡淡的。及至送書回來，裡面夾了一張詩箋。梁鴻志一看，知道是王揖唐剛才所作的一首「即興」，塗塗改改，完全是草稿，當然是不經意夾在書中的。

　　這是個機會，梁鴻志依韻和了一首，當面請教。王揖唐仰慕他的同鄉先輩龔芝麓，亦以愛才自名，便與梁鴻志訂了文字交，頗為投緣。

　　有曾有王，梁鴻志很快地亦成了段系，不過還是三流角色，所以徐樹錚連他的名字都還叫不出來。梁鴻志當然也知道徐樹錚才大於海，眼高於頂，難以巴結；巴結上了也不見得有多大用處，因而目標在段芝貴這班好相與的人身上。討伐事起，段芝貴被任為東路軍總司令，梁鴻志自動請纓，做了段芝貴的秘書長，隨軍出發，自道「書生從軍」，一路上興高采烈地作了好些詩，將老段、小段恭維成古來罕見的名將。因此，段祺瑞也很知道這個人了。

　　由於梁鴻志的策劃，王揖唐原來搞的一個小組織「安福俱樂部」，名氣突然很響亮了。

　　這個俱樂部設在宣武門內安福胡同，所以取名安福俱樂部。每天高朋滿座，打麻將、抽大煙、叫條子；抽空談一談「正經事」，條件因人而施，或者送支票，或者許官職。就這樣，許多出於研究系的「進步党黨員」成了安福俱樂部的會員。

　　不過，段系在政治上很得意，在軍事上卻很掃興。段祺瑞用武的對象，自然是西南四省，以湖南制兩廣，以四川制滇黔。湖南的督軍兼省長的譚延闓，深知湖南處於北京與西南兩大之間，兩廣北伐必須道出湖南，北京征討西南亦必須先取湖南。吳三桂與洪秀全的例子擺在那裡，如果西南與北京發生武裝衝突，最倒楣的定是必爭之地、首當其衝的湖南。為求自保起見，倡議「湘人治湘」、「聯省自治」，採取中立的態度。這個態度為湖南人所全力支持，但眼前已有保不住的趨勢了。

　　由於譚延闓在湖南頗得人望，所以段祺瑞還不敢連根掘掉，發表命令以譚延闓為湖南省長，派他的親信湖南人傅良佐為湖南督軍，表示仍符「湘人治湘」的原則。同時以江西督軍李純調任江蘇，接替入京就職的「馮大總統」，而以素來接近的陳光遠調補李純的遺缺，作為傅良佐的後援。

　　傅良佐的新職發表後，在京招待記者，宣佈湘人治湘，軍民分治，不帶北兵入湖南之大治湘方針。但暗地裡卻有范國璋第二十師，與第八師王汝賢所部，悄悄開拔至湖南。西南方面見此光景，便由兩廣巡閱使陸榮廷組織「兩廣護國軍」，派他手下大將廣西督軍譚浩明為總司令，出兵八十營，組成五個軍，大舉援湘。南、北雙方，眾寡之勢已可判定勝敗，加以范國璋、王汝賢都是河北人，直接聽命于馮國璋；而馮國璋一向與陸榮廷有聯絡，反對向西南用兵，所以范、王二人，在前線陰陽怪氣，不受傅良佐的節制。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索性自前線電請停戰。傅良佐一看變生肘腋，倘不見機，有被活捉之危，星夜棄長沙遁走。

　　在四川這方面，自從蔡鍔一死，川、滇兩軍一直混戰，互有勝負，各不相下。段祺瑞聽從徐樹錚的計謀，製造矛盾，派貴州的戴戡兼署川督，結果川黔兩軍又發生衝突。段祺瑞便派駐軍岳州的內弟吳光新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帶領兩個混成旅入川，本意是先利用川軍驅逐滇軍與黔軍，然後以「查辦」為名，佔領四川。這步棋相當巧妙，也相當毒辣。壞在吳光新是個飯桶，由岳州到得宜昌，逗留了個把月，才有一部分軍隊到達重慶。而就在這個把月之中，川軍熊克武已有了佈置，湖南的局勢也惡化了。

　　及至范國璋、王汝賢臨陣欲退，傅良佐棄城而逃的消息傳到四川，與西南已有聯絡的熊克武，隨即發動突擊，包圍繳械。吳光新突圍逃回宜昌，辛辛苦苦由三峽逆水而上的大批輜重，盡為川軍及黔軍截留。

　　兩路敗報到京，再加上一個直督曹錕、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蘇督李純聯名主和的通電，搞得「再造共和」的「元勳」，灰頭土臉，見不得人，只好提出辭呈。

　　初辭慰留，再辭照準，馮國璋派外交總長汪大燮暫代國務總理。這個內閣本來是段祺瑞與研究系的「聯合內閣」，段既辭成，研究系失去了合作的物件，當然也要請辭，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還有一個願與段祺瑞同進退的張國淦，連翩出閣。這段「政治婚姻」，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

　　一個星期以後，馮國璋任命王士珍組閣，除了曹汝霖蟬聯交通總長以外，其餘都是新任。

　　曹汝霖之獨能蟬聯交通總長，原因有二：第一是曹汝霖本已接任交通銀行總經理，不想兼任交通總長，不道交通系的大將葉譽虎極力慫恿，用意是希望曹汝霖為他們看守「大本營」，以待交通系首腦，由於「洪憲禍首」被通緝的梁士詒複起接收。在段內閣垮臺以前，梁士詒正應日本財閥大倉、澀澤之邀，由香港到東京，在談「經濟合作」之道。複起有望，自然要支持曹汝霖再看守下去。

　　其次是，曹汝霖正經手在辦日本的大借款。不管是誰組閣，都不會許他辭職。尤其是段祺瑞，倘無曹汝霖繼續未竟之業，即令能捲土重來，亦無所作為。因此，作為段系靈魂的陸軍部次長徐樹錚，與曹汝霖的交往，反比段祺瑞在臺上時，更為密切。

　　當然，日本人儘管是一等一的「支那通」，看到走馬燈似的中國政局，亦不免迷茫困惑，對於這一次段祺瑞轟轟烈烈進京，不過四個月的工夫，複又黯然離京，更感關切，因為寺內內閣施行藏相勝田主計所謂「菊分根」的經濟侵略政策，自八月底至段祺瑞辭職之前七天，已完成了四筆日幣借款。第一筆，善後借一千萬；第二筆，交通銀行借款兩千萬；第三筆，吉長鐵路借款六百五十萬；第四筆，陸軍部購買軍火借款一千七百余萬。這四筆總數超過五千萬，約為中國國庫兩個半月支出的鉅款，表面上為防國內反對黨阻撓，以及遮蔽國際視聽，由各大銀行組織銀團，作為民間投資，實際上責任全在內閣，倘或出了問題，寺內正毅立刻就會垮臺。

　　為此，作為寺內特別代表的西原龜三，特地去看曹汝霖，要求跟徐樹錚當面談一談，瞭解真相。曹汝霖自然照辦，一個電話就將徐樹錚請了來了。

　　「徐將軍，」西原開門見山地說，「請原諒我直言，我們也知道段總理閣下，是中國軍人的實際領袖，但是這一次因湖南、四川軍事失利而辭職，何以貴國各省督軍，沒有希望挽留的表示？」

　　徐樹錚略想一想答說：「我們北洋軍人，但求國家進步，能夠上軌道，並沒有權力意氣之爭。如果段總理的後繼者，施政符合大家的理想，我們做個太平百姓，亦是一樁好事。倘非如此，當然仍舊要段總理出來，擔當大任。只要時機一到，迎刃立斷。孫子兵法所謂『解棼絲不控拳』，易如反掌。現在各省沉靜無事，正表現了我們內部的紀律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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