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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這名次長就是王克敏，由張君勱代為接頭。初意請他以次長專管鹽務，王克敏不願，提了三個條件：第一、總長不可多立計畫；第二、不可多交條子；第三、不光是管鹽務，還要管部務。

　　這不是「管家」，而是要想「當家」。張君勱勸梁啟超接受他的條件，因為王克敏有兩個條件，恰正是梁啟超所必須而又缺少的：第一、民國元年王克敏做直隸交涉使，北京各外國銀行為了償還外債問題，提出交涉，王克敏很出了一番氣力，替他們直接向財政部接頭，結果相當圓滿，所以各外國銀行都賣他的帳。第二、王克敏是富家子出身，聲色犬馬，無一不好，而且揮金如土，慷慨之至。因此，馮、段的幕府中跟他有交情的很多。此外實力派的軍閥，如曹錕、倪嗣沖，都跟他有相當的淵源，一定可以做到政通人和的境地。

　　這一外一內的兩種關係，足補梁啟超之不足，因而欣然同意。當然，梁啟超一到任，還談不到改革幣制、整理金融，首要之事是要先把臨時參議院召集起來。因為對德宣戰問題，不獨是段祺瑞的一大政治主張；激出復辟這場鬧劇，推原論始，亦由對德外交政策而起。一日大權在握，當然要實現他的主張。此又不僅是抱負舒展之快，而且還關聯著一個決定段祺瑞政治生命的大問題。

　　原來段祺瑞一生最大的願望是，武力統一中國。既然用武，當然要餉、要軍械，是件最花錢的事。正好日本長州藩閥出身的寺內正毅組閣，一反袁世凱時代大隈重信內閣的猙獰面目，改用笑臉發動銀彈攻勢，決定將過剩的資本，投入中國。於是由久任北洋政府顧問的阪西利八郎，介紹一個經濟專家西原龜三來見曹汝霖。據說他是寺內的親信，在寺內當朝鮮總督時，經濟問題都由西原在幕後策劃。這一次亦是奉了寺內的密命，來作經濟提攜的修好之計。

　　當時曹汝霖是交通銀行總理，正在進行一筆借款，由交行的董事施肇基跟日本的軍火商人大倉喜八郎接頭，目標是五百萬日元，而一直尚無成議。於是曹汝霖便提到此事，西原一口承諾：決無問題。

　　果然，西原大有來歷。不多幾天，日本藏相勝田主計親自打了個電報給曹汝霖，日元五百萬元照借，不需抵押品。接著匯款亦到了，西原亦不要回扣。中國自從胡雪岩「發明」借外債以來，後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好事。段祺瑞大為興奮，亦因此決定重用曹汝霖，就是要借重他談判大借款，來達成他武力統一的願望。

　　不過，日本有個先決條件，就是中國一定要對德參戰。事實上，段祺瑞如非假借參戰名義，又何能向日借款，更何能以借款購買大批軍火來打內戰？但一國對外發動戰爭，如非出於國民公意，對外不足以見重，對內何能爭取支持？所以參戰問題，非要經過國會作成決議的形式不可，否則對外尚未參戰，在內反對的聲浪四起，豈不形成國際上的一大笑柄？

　　因此，段內閣成立不到十天，即由梁啟超執筆，以國務院名義，通電各省徵求召集臨時參議院意見。結果是北洋系軍人贊成，而西南各省在首創約法的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表示反對。但梁啟超執持不化，段祺瑞一意孤行，終於出現了「護法運動」，造成南北分裂。

　　不但南北分裂，段內閣內部亦分裂了。原來梁啟超打的是如意算盤，與內務總長湯化龍、司法總長林長民及其他研究系要角開好一張名單，由內務部密電各省照選。段系得此消息，大不為然，公推徐樹錚向段祺瑞進言。

　　徐樹錚揭發了研究系的私心，是想借此機會，取國民黨而代之，成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不但目前政府，一舉一動都將受研究系的挾制，而且將來的政局，亦難免為研究系所操縱。及今不為之計，將成心腹大患。

　　段祺瑞有些為難，因為他跟梁啟超有默契，關於對德參戰，武力統一全國，乃至於由曹汝霖向日本去借外債，研究系都可以支持；但關於製造「新法統」，要求段祺瑞讓他們放手去幹。言猶在耳，不能說了不算。

　　因此，段祺瑞含含糊糊地沒有明確的表示。徐樹錚看他意思是動了，而且自信做得不錯，將來不至於受責備。於是，他倒是放手去幹了。

　　但是段系要槍桿子很多，而議員所長在作弄口舌、耍筆桿，何能在各省找到適當的人選？迫不得已運用軍隊收編、改編的辦法。徐樹錚找了王揖唐來商量這件事，決定設立一個俱樂部，作為段系組織新黨的大本營。

　　「我一個人搞不起來，得找個幫手。」王揖唐問道，「你夾袋中有沒有人？」

　　「沒有。」徐樹錚忽然想起，「你不是說段香岩的秘書長，姓梁的，很能幹嗎？」

　　「啊，啊！」這一下提醒了王揖唐，「不錯，我來找他。」

　　原來徐樹錚所說的「姓梁的」，名叫梁鴻志，字眾異，福建長樂人，前清是學部小京官，入民國後在國務院當個小差使。他的詩作得很好，與黃秋岳同為陳石遺的弟子，亦同被稱為詩壇「閩派」的後勁。其時段祺瑞的親信曾雲霈，由於同鄉的關係，很照應他。漸漸地，在冠蓋京華中，居然也有人知道了「梁秘書」這個人。

　　當時政界的風氣，視天津為別府。做官在北京，享樂在天津，週末離京赴津，被看作是件很時髦的事。各省軍閥有所活動，由於北京耳目太密，亦多集中在天津，拿「吃空缺」來的大把銀子，供應政客的聲色犬馬。在這等場合中，脫略身分，往往可以無話不談。因此，要打聽消息，有所謀幹，易於成功。

　　梁鴻志生性善於投機，心想，要想成為要人，一方面得多識政要，一方面又要多作要人狀。於是每逢週末，他也坐上頭等車，隨帶俊僕兩名，線裝書一函，瀟瀟灑灑上天津。

　　有一天王揖唐恰好也在車上，閑得無聊，看梁鴻志手邊有詩集，便借一本來看。這本詩集是宋版的杜詩，鈐著好些名家的收藏印。王揖唐不由得刮目相看，請教姓氏，記得聽說過有這麼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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