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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老卓在臨邛創業，天然的資源雖富，但他仍舊必須有兩個問題要解決，那就是資金與人力。既然他在邯鄲就已致富，那末隨身攜帶著相當的資本，是可想而知的。同時巴蜀在秦代為流放罪犯之地，罪犯貧富不一，達官貴人獲罪，他的家屬門客，充軍到邊區的，自然攜有鉅資，此輩養尊處優，不工不農，要維持生活，唯有以高利貸為業——戰國末期，高利貸已很通行，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孟嘗君和馮驤的故事。益嘗君為了養三千食客，不得不在他的封邑山東滕縣放債收息，因為是高利貸，欠債的人多付不起息。孟嘗君接受了他的管一客舍」的人的建議，請經常「彈鋏而歌」的馮驤去收債。他大具牛酒，把債務人都請了來，有還不起的，把借據一火而焚之，永遠不要他還了。

　　孟嘗君得知其事，大發脾氣，向他責問，馮驤有兩點解釋。第一，「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第二，「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那就不如「焚無用虛債之券，彰君之善聲。」由此可見，高利貸的壓力，重到非設酒食，不能騙債務人到場，而討債討得急了，債務人會逃走。

　　但老卓的情況不同，他本人原有身價，而舉債是為了從事生產，償債能力是有相當保證的，同時他也無法逃亡，所以老卓為了籌措資金而舉債，應該不成問題。

　　成問題的是人力，開礦冶鑄，需要大量的人力。「吳越春秋」記幹將「采玉山之鐵精」籌劍，「使僮男僮女三百人鼓囊裝炭」。「鹽鐵論．復古篇」說：「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留人民也。」漢書「禹貢」說到鹽鐵實施專賣制度以後，則「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鋼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在老卓，從開採、冶鑄到販賣，為產銷一貫作業，所需要的人力是如何龐大，不難想像。而他既不願輕易透露臨邛有鐵的「獨得之秘」，複以與他一起流放到巴蜀的「難友」，畏懼道路艱難，不願深入劍閣，則「鹽鐵論」中所說「大抵盡收放留人民」這句話，便不適用於老卓。

　　這個人力的困難，非老卓所獨具，以後到臨邛的山東程家，同樣地亦感到人力缺乏。那末他們是怎樣解決問題的呢？

　　程家是向西發展，利用了西康一帶的蠻夷，即所謂「椎髻之民」。卓家是向南發展，招致了本地的土著，以及雲南的苗子、裸羅，即所謂「運籌策、傾滇蜀之民。」

　　老卓的「籌策」是什麼？史書上並無記載，但根據中外古今自艱難困苦中創業成功的例子去分析，不難想像得之。首先，老卓決不會以「老闆」自居，必定自己刻苦而馭下有思，才能受人愛戴，誠信相孚。其次，他必須親自下手，在技術上作優越的領導。複次，他應該有組織方面的才能，才可以統馭那許多來自各地，語言和生活習慣都不相同的工人。最後，他要用絕大的智慧、勇氣和耐性，來制定並執行他的「法律」。

　　老卓的事業光有了基礎還不夠，他能夠發展，而且是加速發展，其間的關鍵，在於他始終未受苛政的壓迫和戰亂的威脅。贏政自稱「始皇帝」以後，二十七年出巡隴西。第二年走得更遠，東行出潼關，經河南到山東，登泰山，南下到徐州，渡淮水到湖南，然後由武關口關中。二十九年仍是從河南到山東，這一次遇到一件大煞風景的事，在河南陽武的博浪沙地方，遇到張良遣人行刺，一個一百二十斤的大鐵椎誤中副車，秦始皇為此展開十天的全面搜索行動，遊興也大受影響，匆匆由山西上党回秦。

　　以後在三十二年、三十七年還有兩次巡行，足跡遠至浙江紹興。最後一次出巡，中途得病，死在河北。遺命傳位長子扶蘇，而丞相李斯知道政局不穩，秘不發表，七月裡的天氣，屍體都已發臭。就在這樣星夜趕回咸陽的途中，太監趙高發動了一場「奪權」的大陰謀，擁立秦始皇幼子胡亥，是為「秦二世」。

　　秦始皇五次巡行天下，辟馳道，修長城，在驪山造陵寢，徵發苦工，動輒數十萬，但蜀中仍未受影響。

　　胡亥即位，荒淫益甚，等驪山的皇陵完工，繼續調發這批奴工，建造在秦始皇手裡就已興工的阿房宮。橫徵暴斂，天下不寧，而蜀中依然未受到大影響。胡亥即位的第二年，陳勝、吳廣首先揭竿而起，於是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終於演變成楚漢相爭的局面。這時黃河、長江兩流域及其附近地區，幾乎無不受到戰火的破壞，只有巴蜀是平靜的。由於地形阻隔，交通不便，巴蜀才真是避秦之地，而臨邛也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楚漢相爭的局面，前後共五年，垓下一戰，楚歌四面，項羽烏江自刎，始告結束。當時中原的情況是：既有的生產制度遭受到徹底的破壞，士農工商，都失所業。一石米賣到五千錢，餓極了吃人，死的人在總人口一半以上。民間窮，公家更窮，天子的馬車無法找到四匹純白的馬來拉，只好用雜色的馬湊數。朝中的將相，則連馬車都坐不起，只好坐牛車。

　　在這時候，還有一批不道德的商人出現。略為積蓄了一些資本，立刻幹起投機倒把的買賣，以致物價大漲，一匹馬賣到二千兩金子。漢高祖下賤商法令：「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未始不是受了這個刺激而然。

　　但是，漢朝的經濟復興，卻仍然是商人居其首功。而商人的得以有所貢獻，則出於一條開明的法令：「關梁弛山澤之禁」，於是「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無疑地，這「富商大賈」中，必有老卓，甚至為其中的第一位。更無可疑的是，他從臨邛帶來了大批鐵制的農具，分散到全國各地。如果不是鐵器容易腐爛，我相信從吳越到燕趙的土地中，都可以掘出卓家所制的鋤頭鐮刀來。

　　如果說，卓家在臨邛的事業，自秦始皇二十七、八年到漢高祖五年的這十七、八年間，憑藉老卓豐富的經驗、卓越的才幹，在一個幾乎與世隔絕，不受天下大亂的影響的安定環境中，利用天然的豐富資源，奠定了堅厚不拔的基礎為第一階段；則自高祖六年完成一統之業，到文帝初年約二十五年之間，為其大事發展的第二階段。

　　在這一階段中，環境特別有利於支持農業的工商業。大亂以後，民生凋敝至極，上下一心，所共同致力解決的首要問題，即為民食。但政府此時還無力在實質上幫助農民，如貸放種籽、口糧、農具、資本，以及放領公地等等，那都是好久以後的事，當時的政府，只能採取比較惠而不費的德政，主要的有六項：

　　第一，獎勵孝弟力田。在呂後臨朝稱制的那八年中，特置孝弟力田官，俸祿特厚，他的任務是「勸今天下，各敦行務本。」

　　第二，開放一切資源。只要努力生產，不愁不能生活，同時開放一切關禁，便利物資的流通，以調劑盈虛。

　　第三，廢棄貨幣國有政策。人民可以按照政府所頒的規格，自由製造貨幣，藉以刺激交易，活躍市場。

　　第四，獎勵生育。女子最好十五歲便出嫁，如果到三十歲還不結婚，「罰出五算」，一算是一百二十五錢。懷孕的，賜穀二斛，名為「胎穀」。嬰兒無親屬，或者家貧養不活的，政府另有補助。

　　第五，減輕賦稅。自古以來，田賦最標準的稅率是「什一之稅」，漢初改為「十五稅一」，一度廢除，旋又恢復，到文帝時更屢有減賦的詔令。

　　第六，勵行節約。公家的預算，務求其低，以減輕人民的負擔。

　　總之，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極端的自由經濟，一切為了便民，一切為了生產。其時封建制度已經恢復，但高祖諸子分封在外的，不管王國還是侯國，有朝廷所派的「相」和「傅」，擔負起治理國政和輔導王侯的重任，所以中央的政令，依然可以貫徹。而呂後雖多失德，也像武則天一樣，對老百姓是不算太壞的。呂後一死，劉氏子弟大殺日後娘家的侄兒，也只是一場宮廷政變，並不影響整個政局，相反地，反迎來了一位古今罕見的仁君，那就是文帝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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