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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這一來，個人的毀譽還是小事，權威一失，發言不生作用，將來再也不能勸楚王行善政了，也無法救一個真正受了冤屈的人了！基於這樣的一種視天下事如家事，作為一個「國士」所應有的責任感，他必須挽救自己在楚國的發言地位。

　　於是他立即進宮去見楚王：「臣前言星象之事，大王垂諭，說要行善政以謝上蒼……」

　　「是啊！」楚王答道：「昨天黃昏，我已下令封『三錢之府』，準備大赦。」

　　「大王可知道路藉藉，流言甚盛？」

　　「什麼流言？」

　　「說定陶富翁朱公的兒子，在楚殺人，四天獄中，尚未定罪，他家派人用巨金賂賄大王左右——所以，大王不是為憐恤楚國的百姓而大赦，大赦只是為了陶朱公的兒子！」

　　楚王一聽這話，勃然大怒，他說：「寡人雖不德，亦何致於如此勢利，特為朱公之子，施此恩惠？既然外面有這話，你看我處置！」

　　楚王的處置是，立即召見「司敗」——各國的司法首長，官銜都叫「司寇」，只有楚國名為「司敗」，下令提審朱老二殺人一案，並且指示：「論殺！」

　　「司敗」遵王命判了朱老二的死罪，「千金之子」，竟「死於市」！朱老大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唯有買棺收屍，帶著那一千鎰失而復得的金子，盤柩回鄉。

　　陶朱公在定陶是個大慈善家，老二的人緣大概也不錯，所以靈柩一到，合邑致哀，朱家的人自然更不必說，只有陶朱公渾如無事。

　　等老大細說了在楚國的經過，陶朱公笑了，他對親友這樣說：「我早就曉得，老二一條命，一定要送在老大手裡。他不是不友愛，沒有盡到力量。其中有個道理，老大是跟我一起在海邊吃過苦的，深知謀生不易，物力維艱，所以把錢看得重，捨不得白白送給人家。老三就不同了，一生下來就見我富，要什麼有什麼，根本就不知道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於是揮金如土，毫不心疼。我本來要派他到楚國，就因為他不在乎錢，送掉了就送掉了，萬萬不會再去回想一下，這筆錢送得值不值？這一點，老大無論如何做不到，所以老二非死不可。此為勢所必然，理所必至，沒有什麼好傷心的！老實說，等老大一走，我日夜盼望的，不是老二的人，是老二的靈柩。」

　　察理至明，料事如見，能夠坦然接受打擊，這些都是陶朱公所以能成為一個大企業家的主要原因。而朱老大雖然從他父親手裡接管了龐大的事業，但目光如豆，可以斷言他不可能有什麼大作為。

　　當然。莊生所用的方法，至少在原則上，陶朱公已經料定。可是他不能跟他的兒子說破，因為在那個時代，最重「朋友」這一倫，從事一項秘密工作所取得的高度默契，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雖親如父母妻子，亦不可洩漏，這是朋友相交到了某一個階段，所必須嚴守不渝的一條規律——因為如此，所以「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

　　就實際的利害關係看。也不能說破。莊生極其愛惜羽毛，點塵不染，同時在這方面的警覺很高。而朱老大則是「愚而好自用」的人，如果事先說破，就算他能懂其中的道理，一定在態度、語言上也會流露出來，無論如何瞞不住莊生。這件事只要有第三個人知道，莊生必然峻拒，同時會怪陶朱公輕率，不可共事。這樣，兒子未曾救到，先已失了一個朋友。

　　陶朱公退休以後，事業交給他的子孫掌理，謹慎經營，守成而已。倒是一個「窮士」，受了他的指點，以創造性的事業而致巨富，成為當時一個傑出的企業家。

　　這個人的姓氏失傳，單名一個「頓」字。因為他發跡在山西猗氏縣，所以稱他為「猗頓」。他是魯國人，與陶朱公住得相近，務農為生，而運氣不好，也種地，也植桑、育蠶，但卻常在饑寒之中。

　　猗頓窮困之余，去向陶朱公求救，如何可以致富？陶朱公回答他說：「子欲速富，須畜五牸。」凡是雌性的畜類，都稱為「牸」。所謂「五牸，就是雌的牛、馬、豬、羊、驢。陶朱公是勸猗頓去經營畜牧。

　　畜牧需要很大的資本，猗頓既是魯國的「窮士」，常在饑寒之中，又如何能籌集資本？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陶朱公不但指點了門徑，很可能還貸放了資金。於是，猗頓到了「西河」這個地區，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繁殖無數，發了大財，馳名天下。據說，他的財產，可敵王公。

　　「西河」這個地名，在漢朝以後就不大聽到了，它就是黃河由陝西入山西，在龍門的那一段，當冀州之西，所以稱為「西河」。西河之南，是猗氏、臨晉、安邑這些地方，現在稱為「運城盆地」，岡陵起伏，牧草茂盛，是畜養牛羊的好地方。

　　司馬遷的「史記」也有猗頓的記載，說他致富的原因，與「漢書」所載不同。司馬遷說：「猗頓以鹽鹽起」，鹽字念作古，這個字有許多解釋。在這裡「鹽鹽」二字連用，指天然成粒狀，不須加工煉製，就可食用的鹽。這種鹽是什麼鹽？是關雲長的家鄉解州的池鹽。

　　解州與安邑、猗氏密邇，所以解州鹽池，亦有人稱為猗氏鹽池；山西稱為河東，因而又籠統稱為「河東鹽池」。這些地方為蒲州所屬，古稱「蒲阪」，是舜建都之地，他未受堯禪位以前，在這裡經營過商業。「南風」一詩，內容就與池鹽有關。

　　「南風」中有這麼兩句：「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為何南風可以使人發財？因為河東鹽池，不需人工，當初夏季節，熏風一起，「附岸池面，綴珠凝脂，鹽顆自結。」于此可知，恃河東池鹽為生的，真個是靠天吃飯——天要熱，黃風來時，驕陽如火，把「紫色澄渟，渾而不流」的鹽池中的液體，曬成顆鹽，生計即可無憂。最怕雨水多，一方面不見日光曬不成鹽；另一方面流潦匯注，會把鹽池中液體的含鹽量沖淡。

　　由於池鹽不是「煮海」——蒸發海水中的水分，留下鹽的結晶，所以鹽池為晉國的一大利藪。齊桓、晉文相繼稱霸，在經濟上都得鹽的助力。不過，池鹽雖天然成顆，「撿現成」畢竟也要有人去撿。而且可想而知的，越是撿現成的，越會發生衝突，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人力、人謀，必不可少。

　　無疑地，猗頓在經營畜牧的同時，也從事鹽業。畜牧是遠端計畫的投資，而池鹽在當年即可收本計利，兩相配合，有利無害，更以猗頓的「士」的身份和頭腦，他必然會在組織「鹽民」，改進技術，講求效率等等工作上，發生作用，得到鹽戶的支援和官方的信任，形成此業中的領導者，因而成為鹽業鉅子。猗頓起于畜牧，成於鹽鹽，司馬遷和班固，或者因所聞不同，以致筆下有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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