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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使者無話可說,因為他只要求解開玉連環,並沒有要求非保持完整不可。當時的玉器非常珍貴,為了趙國的一塊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個城池來交換。而君王後對此貴重的禮物,不惜引椎一擊,是嚴正地表示了不惜玉碎以抗強敵的決心,足以嚇阻秦國的入侵。這種高度的智慧,確是名不虛傳。

  不過,齊後之智與田單之智,應有分別。田單的智慧,實所罕見,而使用的手段,不免詭異。「齊人多詐」,正此之謂。刁間在本質上,就是田單型的人物。

  他有許多奴婢。奴婢的身份,在各地都甚卑下,而以齊地為尤甚。這是不足為奇的,用智的人,總看不起用力的人。則多智的齊人,輕視終日苦役的奴婢,為勢所必然。然而這又有矛盾,倘或奴婢多智,調皮搗蛋,乃至明侵暗偷,主人駕馭不了,則又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問題,簡直成了心腹之患,寧願他們還是笨拙的好。

  刁間的厲害,或者說刁間的成功,就在這一點上。他跟別人的觀念不同,並不輕視奴婢。調皮搗蛋的也不怕,相反地,愈是如此,他越重視,因為聰明的才調皮搗蛋,只要駕馭得法,這些「桀黠奴」才是最有用的人。

  史記「貨殖列傳」說刁間對「奴虜」,「獨愛貴之」。何以謂貴?因為奴虜中頗有人才。漢初的奴婢僮僕,與後世的不同。時逢衰亂,求生第一,賢如諸葛武侯,尚且自道:「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所以秦漢之交,流亡遍地,如果既不能鋌而走險,又不甘於輾轉溝壑,則縱有滿腹詩書,饑來驅人,屈身為奴,實不足為奇。不獨大亂之時如此,就是承平時期,知識階級因貧困或其它原因,受雇於人者亦比比皆是。如匡衡為人作長工,彭越為人作酒保,朱買臣為人趕車,兒寬做過廚子,韓延壽做過門房,都見於正史。

  其次是豪傑隱于奴虜,如季布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至於沒入官家,或者因政治上的原因,移遷某地,成為奴虜,則其原來的身份及知識程度,可能高於他的主人。僅從這三類人看,就可知道奴虜中人才實在不少,以及刁間的所以「愛貴」之故。

  但是,這些奴虜,如果是在任公那裡,則亦碌碌無所表現,唯有在刁間的運用指揮之下,方能發揮其才智。因為刁間與任公雖同為積貲上億的貨殖家,但後者以農為本,經商無非副業,前者則是一個什麼生意都做的大企業家。現代有「商戰一之說,道盡了商業上的競爭的激烈,當時也是一樣,不管是坐以居奇的「賈」,還是買賤賣貴,往來各地以逐利的「商」,總是眼明手快的捷足先得,老實遲鈍的吃了別人的虧。而隨任公耕作,唯須「力田」,雖有才智,卻無用武之地。

  刁間是賈也是商,是商也是工。他的事業極大,大致分為三部分:漁業、鹽業、貿易。漁業是齊地最早的特產,漁區在東面近海地區的蓬萊一帶。捕魚要納稅,稱為「海租」。海租不重,但所捕的魚,如果不能建立穩固的市場,或者交通上不能配合,發臭腐爛,則漁民的生計無著,而海租亦變了虧負。

  因此,漁產的處理,有特殊的方法,這些方法,至今仍為沿海各地所襲用,那就是把漁產加工,使之成為幹魚。

  幹魚俗稱為鯗。在秦漢之際,怕還沒有這個字,當時稱作鮿、䱒、鮑、鯫。大別而言,幹魚分作兩類,一類是利用強烈的日光曬乾,就是鮿;一類是加鹽醃漬,稱為䱒,也就是鮑。至於鯫,據史記」注:「謂雜小魚也」。雜者無所不有,小蝦、小魚,混雜不分,所以價格不高。鮿與鮑用秤稱,鯫就不妨用量器量,以「石」作計算單位了。

  鮿與鮑,自然以鮿為理想。至今馬祖的蝦皮最好,就是因為它用日光曬乾,水分盡去,不腐而味淡,並保存原來的風味,可以任意調入作料。但強烈的日光,不一定能與漁撈的作業配合,所以鹽是不可缺少的。漁鹽之利並稱,不僅因為都出於海,實以漁鹽還有配合的作用而產生互利的結果。

  不過,漁與鹽的配合,要在一個人手裡完成,也就是說,一個人同時經營漁業與鹽業,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第一,漁撈區與鹽場,不會恰好在一個地方。魚類固有其集中的地區,漁港亦有漁港的要求,照道理說,煮海成鹽,哪一處海濱都可以,然則何不遷就漁港,就地煮鹽?不行,因為煮鹽亦有其獨特的地理條件。現在臺灣北門、布袋的鹽場,所制的是曬鹽,那要在亞熱帶,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強烈陽光才行,古時的海鹽,確是「煮」成的,煮鹽的平底鐵鍋,稱為「牢盆」,所用的燃料,主要的是木柴,因而理想的鹽場,應該負山面海,便於樵采,燃料的取得才理想。

  其次,經營漁業與鹽業,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生產制度,無論技術、設備、操作過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點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當時,一個人兼營兩樣以上的工商業,往往出於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緣故。如果僅僅為了魚類加工需要鹽,而耗費大量人力去經營與漁業風馬牛不相及的鹽業,那是件很傻的事。

  因為如此,漁與鹽雖可配合,在技術上卻不簡單。魚類加工所需的鹽,得要經營鹽業的人來配合。那時還沒有在整個經濟發展的計畫之下,某類物資供給某一特定物件而予以優惠條件的觀念,魚類加工的鹽,也就是食鹽,價錢不便宜,所以醃魚用鹽,不能達到必需的數量,應該用一斤的,只能用四兩或者半斤。這一來,加工的鹽漬魚就難免腐敗而生異味,由「如人鮑魚之肆」這句成語,可以想見鮑魚有氣味,是普遍的現象。秦始皇崩于旅途之中,李斯秘不發喪,將屍體放在車子裡,經一千六百多裡的長途,運回咸陽,時逢盛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由此可以想見鮑魚臭到怎麼樣的一種程度?

  所以刁間的同時經營漁業與鹽業,是件難能可貴的事。「難」者,不僅需要絕大的資本,在獨立經營鹽業的同時,附帶獲致配合漁業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幹的人,遠赴不同的海濱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業。「可貴」者,能夠以廉價的鹽,供給魚類加工之用,不僅減低了鮑魚的成本,且因鹽的供給充分,可以製成更好的鮑魚。捕魚為生,本來要靠運氣,豐收過剩,魚不值錢,如能獲得加工的便利,則有恃無恐,獲利必豐。

  刁間的另一項企業是貿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不僅輸出山東的特產,輸入山東所需的物資,而且也在山東以外的地區,買賤賣貴。

  先說山東的特產,第一是絲綢及其加工品,名聞海內,所以齊地稱為「冠帶衣履天下。」山東絲紡織業的發達,首先要歸功姜太公。他在周初被封于齊,看到那裡只有海濱的魚鹽之利,而營邱即臨淄是「瀉鹵」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辦法增加生產。男子可以出海捕魚,海濱煮鹽,婦女幹什麼呢?漁鹽兩業都不適宜女性工作,於是姜太公勸她們紡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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