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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


  與其牽制,不如進攻;聯絡游擊隊,組織淪陷區民眾,而遙引國軍正規部隊為後援,以待麥克阿瑟的艨艟巨艦,起事著實可為。金雄白所建議的這一策,當時為周佛海笑為『書生之見』;其實卻是針對日本大本營戰略上的弱點而加以痛擊的上上之策。

  因為情況是很明顯的,日本為了本土決戰,以及防備盟軍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否定岡村寧次往西南深入冒險,嚴令將部隊集中到海口,以便增援本土。既然如此,就不必作靜態的牽制;大可放手攻擊——戰略家、政論家一直在鼓吹、在強調的是,日本派遣大量部隊侵華,是自陷泥淖,來得去不得;現在不正就是日軍歸心如箭,急於從沼澤中拔出泥腿,溜之大吉;而中國應該拖住它的時候嗎?

  贊成金雄白的主張的人,甚至還作了這樣的一個譬喻,例如有流氓自道急人之急,侵入良善人家,軟哄硬騙,盤踞不去;那知多行不義必自斃,此流氓之家遭人襲擊,已經失火了;流氓急於脫身回家救火,那末與他暗中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豈不應該乘機反抗?這個流氓為了根本有失,無心戀戰,一定是採取只求擺脫的守勢;那時就偏不容他脫身,讓他眼睜睜看老巢淪為一片瓦爍,豈不也是絕大的勝利?

  但周佛海不聽。雖說書生之見,紙上談兵,畢竟也有其可取之處;而所以連考慮都不考慮的最大原因是,不管軍統也好,三戰區也好,都只能由他配合對方的要求作必要的因應行動;而不能由他作主來採取任何戰術;更不用談戰略了。

  ***

  到了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初,任何公共場所都在公開談論日本人在那裏慘敗,怎麼樣慘敗;以及蔣委員長最近發表了甚麼令人興奮的談話?常掛在一般人口頭上的一句話是「天快亮了!」而且大庭廣眾之間,公然有人指出「中央儲備銀行」鈔票的花紋中,分散隱藏的「中央馬上來」五字——看清楚了的人的那種驚喜之情,是誰都會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的。

  金雄白既興奮又苦悶,與周佛海的接觸當然亦更密切;一天傍晚,周佛海跟他說:「有件事要請你趕快辦。中央要我辦一個規模比較好的印刷廠,作為反攻開始以後,敵後宣傳之用。這件事要快;請你負責籌備。經費不成問題,向我要。」

  「錢是小事。」金雄白躊躇著說:「印刷器材都仰給於國外;海運中斷,來源缺乏,只有去找存貨。這時間上就很難說了。」

  「一定要想辦法!」周佛海近乎不講理地說:「沒有辦法也要有辦法。」

  金雄白靈機一動,頓有無比輕鬆之感;原來他早想結束《平報》,卻以種種顧慮,下不了決心。現在他為他自己找到了一個絕好的理由;遲疑猶豫,一掃而空,所以覺得輕鬆。

  「沒有辦法中想辦法,倒逼出一個很好的辦法。我把《平報》停刊;不必另起爐灶,留用原有的員工設備,留待他日之用,如何?」

  「很好!就這樣,請你馬上進行。」

  於是金雄白找了個清靜地方,一個人先盤算停當;然後在半夜裏,坐車到報館,等總編輯王治明看過「大樣」,邀他一起到亞爾培路二號去消夜。

  關起門來,樽邊密談;金雄白將決定停刊的緣故,告訴了王治明,問他的意見。

  「這是為了國家的需要,我完全贊成。不過這是機密,不便向同仁公開;總要有個合理的說法才好。」

  「是的,我想過。反正大局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只說辦報沒有前途,決定改為印刷所。」金雄白又說:「這話也不必太早宣佈;目前請經理部先準備,該收的廣告費、報費盡量收回。訂戶奉送報費一個月,預收的要退回。」

  王治明點點頭問:「定在甚麼時候停刊?」

  「六月底。」

  「有二十天的工夫,夠了。」王治明又問:「向讀者報告停刊的原因是甚麼?」

  「我現在所想到的是,以戰時節約物資為理由。這篇停刊詞我自己來寫。」

  「當然非如椽大筆不可。」王治明很仔細地想了一會,「有兩個問題,現在要考慮,第一是留用人員的薪水——」

  「那不成問題,《海報》只談風花雪月,照常出版;《海報》逐月的盈餘,可以維持《平報》同仁的薪水,雖然還差一點,仍舊還可望自給自足。因為《平報》一停,廣告客戶轉到《海報》,收入還會增加。」

  「嗯、嗯!」王治明接下來說:「第二個問題,實在是我的建議;現在白報紙缺貨,得要想法子弄一批存起來,一旦要用時,才不至於措手不及。」

  「一點不錯!你有甚麼好辦法?」

  「很簡單,我們多報配額,少印報。一天積餘二十噸,十天就是二百噸。」

  「好極,好極!此法甚妙,準定照這樣做。」

  於是從第二天開始,便少印了好些報;但對「宣傳部」卻以時局緊張,報份增加,要求提高配額。不過,問題是多報少印,一進一出所積餘的大量白報紙,需要善作處理;如果存在倉庫,到有緊急用途時,只怕無法提取;擺在報館,未免惹眼,萬一有人檢舉,真贓俱在,很難解釋。

  想來想去,只有憑一道空心的夾牆,作為貯存白報紙之用。以原定的一天二十噸為目標,到停刊那天,預定可以容納四百噸左右的夾牆中,也差不多堆滿了。

  《停刊辭》見報那天,自然引起社會普遍的注目。以「戰時節約物資」為由,並不足取信於讀者;因為大家都知道,無論汪政府或者日本方面,都希望宣傳鼓吹的工具越多越好,物資再節約也不會節約到報紙上。除非大局已到了宣傳鼓吹亦無用的程度,才會停刊。

  當然,有許多事業上的,交情上的親友來打聽他停辦《平報》的真正目的是甚麼?金雄白只說:「就是《停刊辭》上的那些話。」

  《停刊辭》上的話,有幾句的弦外餘音,耐人尋味,而終於為憲兵隊識破機關;金雄白親自執筆的這篇文章中說:「國家如果需要我們,我們將隨時期而效勞。」這句話便是指改辦印刷所而言;日本憲兵隊認為語意曖昧,大動疑心。最不巧的是,杜月笙恰好在《平報》停刊之前,到達浙東淳安;此地是戴雨農所領導的忠義救國軍總部所在地,所以杜月笙此來極可能是為了策劃東南地區,特別是上海方面如何接應國軍反攻,而《平報》遲不停,早不停,恰於此時停刊,其中定有關聯,已決定採取行動,要求金雄白解釋——解釋得不夠圓滿,座上客立刻就會變成階下囚。

  得到這個消息,金雄白又驚又喜;但亦不無疑惑,杜月笙的健康狀況極差,溽暑之際,長途跋涉,來到這個生活起居及醫療條件,遠不及重慶的浙東小城,有必要嗎?如說指揮策應,僅有電台可用;而且在重慶有副完整的班底,應比在淳安方便得多。於是,金雄白首先就找唐世昌去打聽;證實了杜月笙已到淳安,一行七人,除了兩名傭人以外,其餘是顧嘉棠、葉焯山及一個胡秘書、一個名票而為名醫的龐醫師,都是金雄白的熟人。

  談到杜月笙何以不坐鎮重慶,遙為指揮,而須親臨並不能發生太大作用的浙東;果然有段內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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