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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

　　再一個刺激，就是與中國謀和的問題，板垣的處處掣肘，已使他受夠了氣；但仍願聽任陸軍的擺佈是因為他自覺在「第三次聲明」中，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與當年跟蔣作賓所談成的結論沒有甚麼兩樣。在中國失去了那麼一大片土地以後，仍舊按當年的結論來談和，是相當「寬大」的條件；預期著蔣委員長會接受。至少，除了汪精衛之外，中國還有好些軍政要人會起而回應。

　　哪知汪精衛的「豔電」發表以後，立即被開除了黨籍；而且已經談妥會跟汪精衛一起行動的龍雲，亦竟變了卦。近衛的希望落空，亦是幻想的破滅，本已深感痛苦；加以元老、重臣的詰責，更覺難堪。

　　為甚麼第三次聲明發表以後，重慶的反應大出意料？當他檢討這個問題時；有人告訴他：這完全是因為中國政府不相信日本軍部；認為「近衛聲明」只是軍部陰謀的一部分之故。近衛再從頭一項一項去研究，終於恍然大悟，中國的看法沒有錯；他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受了陸軍的愚弄，妄想利用他的聲明，作為瓦解中國民心士氣的工具。「近衛聲明」真的變成軍部陰謀的一部分了。

　　就在這雙重刺激之下，近衛決心辭職，一方面是隱然表示對陸軍的抗議；一方面準備去研究如何造成「國民組織」，作為他第二次組閣的基礎。

　　【第三部　第十章　進退維谷】

　　這時在河內寄居朱培德夫人家的汪精衛大感狼狽，「豔電」剛剛發表，談和的對手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表面看，很可能是日本軍部根本不贊成近衛的「第三次聲明」，因而逼他下臺。倘或事實果真如此，適足以證明重慶的一般看法不錯，日本軍閥那裡有解決中日問題的誠意？近衛聲明不過是他們分化中國領導階層的陰謀而已。

　　於是汪精衛急於想找由臺灣轉道至河內的影佐禎昭；但影佐已經不在河內——因為國內發生政變，影佐趕回東京去了。

　　這一來，汪精衛不能不重新考慮出處了。不久之前，陳公博由昆明趕到河內，曾力勸汪精衛不要離開河內，不要跟日本人接觸；汪精衛預備承諾一半，暫住河內，現在看來，連這一半的承諾，都已無法維持。他必須立即作一個退步，便由曾仲鳴出面，分別向德、英、法三國提出入境簽證的申請。

　　汪精衛如果願到歐洲，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外交部早已替他預備了護照；財政部亦替他預備了旅費，但以汪精衛被通緝在案，決無主動向一名通緝犯致送護照、旅費的道理。至少要汪精衛自己有些表示才能從國家最高利益上去考慮網開一面。因此，當外交部自德駐日大使館獲得汪精衛想到歐洲的情報以後，蔣委員長決定派中央執行委員谷正鼎帶著護照與旅費，到河內去看汪精衛，轉達蔣委員長的意思：對汪不忍棄之不顧，勸他到歐洲去逛一逛，仍舊回來為國家服務。

　　去了十幾天，一無結果。汪精衛對中央開除他的黨籍這一點，怒不可遏，發了許多牢騷。他說：中央應該先討論他的和平主張。果真大家的意見，都認為應該抗戰到底，他當然也會尊重中央的決議。倘或仍舊獨行其是，才談得到違反紀律。現在的情形，猶如未經審判，遽爾判決，無論如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時他對他那一系的「同志」，深表不滿，說他們不瞭解他的苦心和主張；不追隨他一起奮鬥，穀正鼎對這一點自然有所辯解，他說汪精衛與日本談和的具體內容，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這極少數的人諱莫如深，大家又何從去瞭解他的苦心與主張？至於「追隨」也者，只有不答；因為即使是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強」這種最緩和的說法，只會傷感情，此行的任務，根本就沒有希望達成。穀正鼎唯有苦口氣心，極力用珍惜他個人在党國的歷史與地位這些話去打動他，但汪精衛已懷有極深的成見，對穀正鼎的話，根本就聽不進去。

　　談到游歐的話，汪精衛表示不容第三者干涉。既然中央已經開除他的黨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愛到那裡就到那裡，不勞他人關心。

　　當然，穀正鼎也跟曾仲鳴談過好幾次；曾仲鳴很坦率地說：「士為知己者死」。對於汪精衛，他唯有無條件服從。不過語其中隱約透露，這一次的與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陳璧君的堅持。而汪精衛之唯其命是從，是大家早就知道的；穀正鼎唯有歎口氣，黯然而歸。

　　平時政府已有情報，汪精衛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面澄清態度。但繼近衛組閣的平沼騏一郎，是有名的國粹主義者，一向傾向德國；他上臺的主要工作，便是解決日德意軍事同盟的問題。對於「日華事變」以及「近衛聲明」，並不太熱心；一切聽任軍部處理。

　　軍部的陰謀，在汪精衛脫出重慶，發表豔電，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衛自陷絕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於控制；恰好有近衛內閣總辭這個政變，正好藉以為藉口，將汪精衛幹擱起來。這一擱，搞得汪精衛上不巴天，下不著地，進退失據，痛苦萬分。除了緊催影佐禎昭，要求日本政府採取明確積極的措施以外，別無他法。

　　影佐聽命於軍部，當然不可能有甚麼個人的主張；只勸汪精衛稍安毋躁。這樣度日如年地過了個把月，汪精衛決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嚴重的交涉。

　　所謂「嚴重的交涉」，就是要從日本人那裡得到一個確實的答覆，日、汪合作謀求和平，到底採取甚麼方式？

　　事實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樣的疑問。因為汪精衛的話很漂亮，他跟影佐禎昭說：他不離開重慶，無法發表公然主張和平的「豔電」。至於「和平運動計畫，是準備以國民黨員為中心，組織一個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指摘重慶抗日理論的錯誤；宣揚和平是救中國、救東亞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擴大和平陣營。企圖使重慶轉變方向。」他這些論調，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過汪系的兩大將，顧孟余與陳公博，都在香港，陳公博以醇酒婦人寄託內心的苦悶；顧孟餘自始不聞不問，但據說暗中堅決反對汪精衛的言論，在香港、重慶還有這樣一個傳聞：豔電是林柏生與梅思平擅自發表的。顧孟余將林柏生找了去，嚴詞詰質；說到激動之處，出手打了他一個嘴巴。照此看來，汪精衛即會想有進一步的行動，亦必然有所顧忌。

　　可是，陳璧君的行蹤卻很可疑，頻頻於河內香港之間，表面上彷佛是為了來向陳公博勸駕；骨子裡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觸頻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熱衷於實際行動的。

　　介乎行動與非行動之間的高宗武，態度亦很微妙；最初他只是同意影佐禎昭的一個與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應該避免演變為「反蔣行動」；到後來慢慢有跡象發現，「高宗武路線」的中心不是汪精衛，想由汪過渡，最後促成由蔣委員長出面來主持和平。

　　因為有如此紛起的意見在，日本軍部越發覺得等待是比較最聰明的辦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與已正式組成「梅機關」，負責對華中特務活動的影佐禎昭，雖一直在交涉，卻始終並無確切的答覆。

　　平時穀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內之行，送去了汪精衛及隨行人員的護照；汪精衛表示決定赴歐洲。但陳璧君與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動，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還是故意「放煙幕」，總之重慶方面所得的情報，日本內閣五相會議，已決定支援汪精衛組織「新中央」，將由興亞院自掠奪的「鹽餘」款中，按月發出巨額費用，作為活動費用。

　　於是，汪精衛身蹈危機，只要走錯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制裁汪精衛的專案小組人員，已經部署停當；如果穀正鼎在三月二十日離去以前，汪精衛有履行他的諾言的誠意表現，自然無事。但汪精衛沒有！於是三月二十一日深夜，河內高郎街的血案發生了。事後傳說：汪精衛的錢都以曾仲鳴的名義，存入法國銀行；被刺以後，他還簽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醫，以致失血過多而死。當然此事的真相已無可究詰。

　　東京方面，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內總領事的詳細報告，當天就召開「五相會議」，決定派影佐禎昭將汪精衛轉移至「安全地點」。影佐又推薦了一個助手犬養健；他是犬養毅的兒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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