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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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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三個「警衛師」，第一師留守南京；二三兩師，亦是分防各處，待遇微薄，開小差的很多。陳公博經過多次「參謀會議」以後，決定暫時北以隴海路為限；南以錢塘江為限，在這個區域內部署防共的軍事措施。首先將江蘇、浙江、蘇北諸地區的「地方長官」一律換作軍人，江蘇是任援道，浙江是項致莊，蘇北是孫良誠。 就在命令發表的那天，陳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個「高級將領會議」，陳公博在報告了當前的國內外形勢以後，慷慨陳詞：「日本不和中共妥協，我們也剿共；日本和中共妥協，我們也剿共。我是不惜因為剿共問題和日本翻臉的！」 接著，陳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計劃：第一、孫良誠在河南的部隊，帶致蘇北；第二、項致莊在蘇北所訓練的三個師，調浙江，因為浙江只有「第一方面軍」所派的一個師；第三、集中「第一方面軍」防守京滬線；第四、上海由周佛海的「稅警團」和「保安隊」負責；第五、將三個「警衛師」集中南京，由陳公博親自指揮，清剿茅山的共軍和土匪，打破中共的「三山一湖」計劃，同時防備共軍渡江。 在汪政府中人看，小磯內閣出現，阻遏了少壯軍人左傾現象，是件可喜的事；但特派參謀次長柴山到南京，帶來東京直接向重慶謀和的五條件，則不免有秋扇捐棄的悲哀。陳公博的下意識中也有這樣的情緒；但為理智所掩遮了。因此，當討論繼承「國府主席」人選時，雖然他被認作「責無旁貸」，但卻一直說是「佛海比我適當」。因為他有個想法，如果東京跟重慶談判成功，南京的「國民政府」不如自己先解散；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這一天，論公，以非「主席」的地位作此提議，比以「主席」的身分作此宣佈在措詞上比較可以暢所欲言，易於邀得同情；談私，不是「主席」對解散的悲哀，可能會輕得多。 這種微妙曲折而複雜的心情，是沒有人能夠體會的；因此，終於一致壓力，於汪精衛下葬梅花山的前三天，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就任「國府主席」，而且只是「代理」；跟汪精衛初期「代理」的意義一樣，表示等待真正的國民政府主席還都，國家復歸統一。 因此，他在接事當天就發了一個聲明說：「南京國民政府自還都以來，自始即無與重慶為敵之心。」 ＊＊＊ 一切的發展，都指向一個再麻木不仁的人也能覺察到的趨勢：快天亮了！ 天亮了另是一番局面，對於守著漫漫長夜的人，自然大感鼓舞：但在黑暗中活躍過的人，卻大起恐慌。有些人早就在尋庇護之路了；而有些人自覺無路可走，不如聽天由命，因此發展此一種世紀末的頹廢的傾向。加以物價暴漲、幣值暴跌，一日數變；因而普遍流行著一個觀念：錢，越早用出去越便宜。這樣，原本紙醉金迷的上海，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極高度畸形繁榮；但不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在朱門之中，亦有禁不住這畸形繁榮的衝擊，終於倒了下去的——赫赫有名的「耿秘書」就是如此。 耿績之看不清那種畸形繁榮，只是一種人心虛脫而造成的幻象，更不明白「絢爛之後歸於平淡」的道理，只覺得「素富貴行乎富貴」，要不改常度才夠味道。所以雖已外強中乾，仍然照畸形繁榮的水準，在勞爾東路一號設立了一個私人俱樂部，酒食餚饌，無一不精；服務供應，無所不有，而只要是他的朋友，能夠踏得進去，一切免費。 最大的一個漏洞是，他做包賠不賺的頭家。每晚有四五桌麻將，以黃金計算，八圈的輸贏，最少也得兩根條子；多則沒有限制，有人四圈不開和，輸了六百兩金子。 賭局終了，賬房照籌碼記賬，贏家第二天上午取現；輸家如果不見人面，由他代賠。於是，耿家在松江的附郭良田；在上海的整條弄堂，就這樣逐次出手了。 到汪政府收回租界，法租界改為上海市第八區。陳公博很想利用他在舊法租界的關係，派他當區長，結果只當了一名處長，因為有人中傷，說他原就抽頭聚賭，一當區長就更方便了。 這對耿績之的打擊很大，因為當時有一副諧聯，為人傳誦：「陳公博兼選特簡薦委，五官俱備；汪精衛有蘇浙皖鄂粵，一省不全。」所謂五官指五官等，陳公博的「立法院長」的選任；「軍委會政治部長」是特任；「上海市長」為簡任；而「區長」則在薦委之間。讀了這副對聯，接下來往往批評陳公博，不該再兼「第八區區長」，忒嫌攬權。如果有人為陳公博辯護，說法租界情況複雜，沒有人拿得下來；熟於法租界一切的人就會反駁：從前歷任上海市長，都靠耿績之跟法租界打交道；莫非如今法租界收回來了，耿績之對法租界的複雜情況，反而吃不開，拿不下？決無此事！為甚麼不叫耿績之當區長？ 話說到此，無辭以對；那就只有一個結論；耿績之不是在法租界吃不開；是在陳公博、周佛海面前吃不開。這一來，最直接的影響是，耿績之在經濟調度上，大感困難：新債借不動，舊債又來逼，雙重夾攻，很難招架了。 於是耿績之不能不另外「動腦筋」。這當然動做生意的腦筋；而以他的個性，生意不做則已，做就要做大生意。便有他的一個幫閒朋友替他出了個主意。 此人叫白乾靖，有兩個外號都是由他的名字上諧音而來的。他能言善道，足智多謀，但奇懶無比，坐而言不肯起而行，因此為人喚做「不前進」。 還有個外號就更不高明了，做事拖泥帶水不乾脆；銀錢出入，更是不清不楚，所以又叫「不乾淨」。他跟耿績之說：「民以食為天，當今凡與民生有關的，都是大生意；『私鹽越禁越好賣』，所以凡是統制的東西，最容易賺錢。耿先生，你跟『三老』都是老朋友；找袁復老在『米糧統制』上動個腦筋，比甚麼都好！」 耿績之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決定去找「袁復老」——小報上稱之為「上海三老」之一的袁復登。 ▼第五章 春申三老 （聞蘭亭、袁復登、林康侯的故事。） 上海的聞人，最有名的自是數「三大亨」；商界則公認「阿德哥」虞洽卿為繼朱葆山以後的領袖；其次是「多子大王」王曉籟。這些人走的走，死的死；而上海社會不能沒有聞人，猶如內地不能沒有紳士一樣。於是「三老」應運而生。 這「三老」的事業不大；家境不裕，但多年來以熱心正直，贏得親友及同業的尊敬。此時自然而然地擴大了影響，因友結友，輾轉邀請，先是社團都要他掛個名義；繼而公司銀行請他當名義上的董事長，至於排解糾紛、發起公益，以及喜事證婚、喪事點主，不僅無日無之，而且日必數起。有人說笑話：「當袁復登的汽車司機，是要出頂費的。」因為每處飯局，司機都可以領飯錢；三老的司機，飯錢格外從豐。一天十來個飯局，收入著實可觀。 三老之首叫聞蘭亭，他是常州人；早年從家鄉到上海來學生意，進的是紗布這一行。到民國初年，已經嶄露頭角。民國十年前後上海盛行交易所，各式各樣的名堂，如雨後春筍，成長極快；其中以「阿德哥」主持的「華商證券物品交易所」為最具規模；聞蘭亭就是那裏的常務理事。同時，他自己主持一家「華商紗布交易所」——交易所的投機風氣很盛；那時革命事業，正值低潮，為了籌措經費，陳果夫、孫鶴皋都在證券物品交易所領照當過經紀人；為革命而從商，所得自虞洽卿幫助很大，而聞蘭亭間接也是有貢獻的。 第二老便是袁復登，他是寧波一所教會學校的學生；畢業時恰好上海聖約翰大學開辦，順理成章地升了學，成為聖約翰的第一屆畢業生。 袁復登生得一貌堂堂，性情謙和厚道，所以人緣極好；加以一口純正的英語，在當時商場中，無人可及，因此，他不但所創辦的寧紹輪船公司，寧紹保險公司，牌子極其響亮；而且商而優則仕，先後被選任為公共租界的華董，以及作為上海租界中民意機關的納稅華人會的理事。一生樂育英才；「學生子」很多，遍佈於各行各業，在三老中的交遊最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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