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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六


  此外還有三個「警衛師」,第一師留守南京;二三兩師,亦是分防各處,待遇微薄,開小差的很多。陳公博經過多次「參謀會議」以後,決定暫時北以隴海路為限;南以錢塘江為限,在這個區域內部署防共的軍事措施。首先將江蘇、浙江、蘇北諸地區的「地方長官」一律換作軍人,江蘇是任援道,浙江是項致莊,蘇北是孫良誠。

  就在命令發表的那天,陳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個「高級將領會議」,陳公博在報告了當前的國內外形勢以後,慷慨陳詞:「日本不和中共妥協,我們也剿共;日本和中共妥協,我們也剿共。我是不惜因為剿共問題和日本翻臉的!」

  接著,陳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計劃:第一、孫良誠在河南的部隊,帶致蘇北;第二、項致莊在蘇北所訓練的三個師,調浙江,因為浙江只有「第一方面軍」所派的一個師;第三、集中「第一方面軍」防守京滬線;第四、上海由周佛海的「稅警團」和「保安隊」負責;第五、將三個「警衛師」集中南京,由陳公博親自指揮,清剿茅山的共軍和土匪,打破中共的「三山一湖」計劃,同時防備共軍渡江。

  在汪政府中人看,小磯內閣出現,阻遏了少壯軍人左傾現象,是件可喜的事;但特派參謀次長柴山到南京,帶來東京直接向重慶謀和的五條件,則不免有秋扇捐棄的悲哀。陳公博的下意識中也有這樣的情緒;但為理智所掩遮了。因此,當討論繼承「國府主席」人選時,雖然他被認作「責無旁貸」,但卻一直說是「佛海比我適當」。因為他有個想法,如果東京跟重慶談判成功,南京的「國民政府」不如自己先解散;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這一天,論公,以非「主席」的地位作此提議,比以「主席」的身分作此宣佈在措詞上比較可以暢所欲言,易於邀得同情;談私,不是「主席」對解散的悲哀,可能會輕得多。

  這種微妙曲折而複雜的心情,是沒有人能夠體會的;因此,終於一致壓力,於汪精衛下葬梅花山的前三天,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就任「國府主席」,而且只是「代理」;跟汪精衛初期「代理」的意義一樣,表示等待真正的國民政府主席還都,國家復歸統一。

  因此,他在接事當天就發了一個聲明說:「南京國民政府自還都以來,自始即無與重慶為敵之心。」

  ***

  一切的發展,都指向一個再麻木不仁的人也能覺察到的趨勢:快天亮了!

  天亮了另是一番局面,對於守著漫漫長夜的人,自然大感鼓舞:但在黑暗中活躍過的人,卻大起恐慌。有些人早就在尋庇護之路了;而有些人自覺無路可走,不如聽天由命,因此發展此一種世紀末的頹廢的傾向。加以物價暴漲、幣值暴跌,一日數變;因而普遍流行著一個觀念:錢,越早用出去越便宜。這樣,原本紙醉金迷的上海,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極高度畸形繁榮;但不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在朱門之中,亦有禁不住這畸形繁榮的衝擊,終於倒了下去的——赫赫有名的「耿秘書」就是如此。

  耿績之看不清那種畸形繁榮,只是一種人心虛脫而造成的幻象,更不明白「絢爛之後歸於平淡」的道理,只覺得「素富貴行乎富貴」,要不改常度才夠味道。所以雖已外強中乾,仍然照畸形繁榮的水準,在勞爾東路一號設立了一個私人俱樂部,酒食餚饌,無一不精;服務供應,無所不有,而只要是他的朋友,能夠踏得進去,一切免費。

  最大的一個漏洞是,他做包賠不賺的頭家。每晚有四五桌麻將,以黃金計算,八圈的輸贏,最少也得兩根條子;多則沒有限制,有人四圈不開和,輸了六百兩金子。

  賭局終了,賬房照籌碼記賬,贏家第二天上午取現;輸家如果不見人面,由他代賠。於是,耿家在松江的附郭良田;在上海的整條弄堂,就這樣逐次出手了。

  到汪政府收回租界,法租界改為上海市第八區。陳公博很想利用他在舊法租界的關係,派他當區長,結果只當了一名處長,因為有人中傷,說他原就抽頭聚賭,一當區長就更方便了。

  這對耿績之的打擊很大,因為當時有一副諧聯,為人傳誦:「陳公博兼選特簡薦委,五官俱備;汪精衛有蘇浙皖鄂粵,一省不全。」所謂五官指五官等,陳公博的「立法院長」的選任;「軍委會政治部長」是特任;「上海市長」為簡任;而「區長」則在薦委之間。讀了這副對聯,接下來往往批評陳公博,不該再兼「第八區區長」,忒嫌攬權。如果有人為陳公博辯護,說法租界情況複雜,沒有人拿得下來;熟於法租界一切的人就會反駁:從前歷任上海市長,都靠耿績之跟法租界打交道;莫非如今法租界收回來了,耿績之對法租界的複雜情況,反而吃不開,拿不下?決無此事!為甚麼不叫耿績之當區長?

  話說到此,無辭以對;那就只有一個結論;耿績之不是在法租界吃不開;是在陳公博、周佛海面前吃不開。這一來,最直接的影響是,耿績之在經濟調度上,大感困難:新債借不動,舊債又來逼,雙重夾攻,很難招架了。

  於是耿績之不能不另外「動腦筋」。這當然動做生意的腦筋;而以他的個性,生意不做則已,做就要做大生意。便有他的一個幫閒朋友替他出了個主意。

  此人叫白乾靖,有兩個外號都是由他的名字上諧音而來的。他能言善道,足智多謀,但奇懶無比,坐而言不肯起而行,因此為人喚做「不前進」。

  還有個外號就更不高明了,做事拖泥帶水不乾脆;銀錢出入,更是不清不楚,所以又叫「不乾淨」。他跟耿績之說:「民以食為天,當今凡與民生有關的,都是大生意;『私鹽越禁越好賣』,所以凡是統制的東西,最容易賺錢。耿先生,你跟『三老』都是老朋友;找袁復老在『米糧統制』上動個腦筋,比甚麼都好!」

  耿績之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決定去找「袁復老」——小報上稱之為「上海三老」之一的袁復登。

  ▼第五章 春申三老

  (聞蘭亭、袁復登、林康侯的故事。)

  上海的聞人,最有名的自是數「三大亨」;商界則公認「阿德哥」虞洽卿為繼朱葆山以後的領袖;其次是「多子大王」王曉籟。這些人走的走,死的死;而上海社會不能沒有聞人,猶如內地不能沒有紳士一樣。於是「三老」應運而生。

  這「三老」的事業不大;家境不裕,但多年來以熱心正直,贏得親友及同業的尊敬。此時自然而然地擴大了影響,因友結友,輾轉邀請,先是社團都要他掛個名義;繼而公司銀行請他當名義上的董事長,至於排解糾紛、發起公益,以及喜事證婚、喪事點主,不僅無日無之,而且日必數起。有人說笑話:「當袁復登的汽車司機,是要出頂費的。」因為每處飯局,司機都可以領飯錢;三老的司機,飯錢格外從豐。一天十來個飯局,收入著實可觀。

  三老之首叫聞蘭亭,他是常州人;早年從家鄉到上海來學生意,進的是紗布這一行。到民國初年,已經嶄露頭角。民國十年前後上海盛行交易所,各式各樣的名堂,如雨後春筍,成長極快;其中以「阿德哥」主持的「華商證券物品交易所」為最具規模;聞蘭亭就是那裏的常務理事。同時,他自己主持一家「華商紗布交易所」——交易所的投機風氣很盛;那時革命事業,正值低潮,為了籌措經費,陳果夫、孫鶴皋都在證券物品交易所領照當過經紀人;為革命而從商,所得自虞洽卿幫助很大,而聞蘭亭間接也是有貢獻的。

  第二老便是袁復登,他是寧波一所教會學校的學生;畢業時恰好上海聖約翰大學開辦,順理成章地升了學,成為聖約翰的第一屆畢業生。

  袁復登生得一貌堂堂,性情謙和厚道,所以人緣極好;加以一口純正的英語,在當時商場中,無人可及,因此,他不但所創辦的寧紹輪船公司,寧紹保險公司,牌子極其響亮;而且商而優則仕,先後被選任為公共租界的華董,以及作為上海租界中民意機關的納稅華人會的理事。一生樂育英才;「學生子」很多,遍佈於各行各業,在三老中的交遊最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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