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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這當然是日本軍部所辦不到的事。本來影佐禎昭策動汪精衛從抗戰陣營脫逃,只是利用他來作一個鼓吹和平的喇叭,根本就沒有扶植他另組「政權」的打算。但由於周佛海的大肆活動,現在有弄假成真的模樣,以致日本軍部頗為矛盾,一方面感到在人情上不能不支持汪精衛;一方面又覺得汪精衛的「組府」,可以構成對國民政府的威脅,因而在舉豈不定的狀況中,形成聽其自然的情勢。

  但由於國民政府對汪精衛「組府」一事,認為是日本有無求和誠意的一個考驗,那就不能不稍作抑制;於是今井與影佐密商決定,今井仍按約定日期到香港密晤「舒先生」;而影響佐對汪精衛方面所提出的「還都」的條件,如國旗問題、承認問題,設法拖延不作解決,同時在側面鼓勵汪精衛、周佛海向重慶表達全面和平的希望。

  就在這時候,「高陶事件」明朗化了;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的汪、日密約原件,及高、陶關於汪、日勾結的說明,不但對汪系要角,就是對影佐及他的「梅機關」,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但周佛海卻認為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他向犬養健說:「高陶發表的檔,對我們非常不利。如今要談補救之道,只有以行動來證明那些文件之不確。」

  周佛海提出三項行動:第一、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由南京移往別處,表示汪政府並非敵軍佔領下的傀儡政權;第二、加在國旗上的那條杏黃色飄帶取消;第三、日本儘快承認「新政府」。

  犬養健表示同意,把握機會勸周佛海到日本去一趟,順便談一談對重慶談和的問題。於是周佛海征得汪精衛同意後,由犬養健及梅機關的石原少佐陪著,乘飛機秘密抵達福岡;參謀本部接到犬養健的通知,已經派了第八課長臼井大佐在等候了。

  參謀本部向重慶試探和平的負責人是「雙井」——今井與臼井;此時今井在上海,所以由臼井接待,在周佛海所下榻的榮屋旅館,密談對重慶的工作。

  周佛海表面說得很堂皇,實際上是要勸服日本軍部全力支持「汪政權」儘快出現。他的想法是,自己要有一個堅強的據點,才能進一步向國民政府要求全面和平;退一步亦有個「小朝廷」可以自保。

  因此,他一直強調,日本對國民政府求和,不可操之過急,否則,重慶方面將會以為日本目前已陷於非常困難的地位,調子唱得更高,以致欲速則不達。他這番話的用意,無非希望日本軍部瞭解,全面和平決不能在短期內出現,所以不應以向重慶試探談和而影響了「新政府」的成立。

  可是,臼井並沒有受他的影響,日本軍部只希望從周佛海口中,瞭解一個問題;如果將來國民政府以撤銷汪政權為談和的先決條件,汪精衛持何態度。

  「汪先生一直抱著苟利於國,生死以之的基本態度,將來新政府一定不會成為實現全面和平的障礙。」

  這話說得冠冕堂皇,臼井表示滿意;「那末,周先生你呢?」他又問:「現在組織新政府的工作,實際上是你在推動;所以你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

  「新政府成立以後,跟國民政府決非處於對立的地位。我不存見諒于蔣先生的心;尤不存見用於蔣先生的心。為和平而來,當然為和平而去,將來和議告成,我要擺脫一切,做一個平民。」

  臼井不瞭解周佛海是想過一手創一個「政權」的癮,只覺得他很矛盾;既然如此淡泊,何以目前對組織新政府,又表現得那樣熱中?不過,就算他言不由衷也不要緊;一旦跟國民政府談和談成了,就拿他今天的話,逼他下場,他想戀棧也不行!

  這樣一想,臼井覺得此行的任務已經完全達成,欣然辭去,當天就回東京,草擬向國民政府提出的和平條件。

  周佛海只看出日本軍部求和之心甚亟,卻不知道「兩井」在香港的活動;覺得此行僅僅只跟參謀本部主管「聯合情報」的第八課長見一次面,除了申述自己的立場以外,甚麼結果也沒有,是件相當洩氣的事。

  但臼井卻不同,興匆匆地,緊接在周佛海之後,到了上海,與今井會齊,由鈴木陪著,秘密到達香港,今井要求日本駐香港的總領事,提供一項協助,在不使對方知道的情況下,攝得舒先生的照片。他們的總領事一口答應,決無問題。

  到得見面時,雙方都是三個人;中國方面除了「舒先生」,還有兩個人,一個姓張,是外交官;一個姓程,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的副官,張、程二人都精日語,就不必另帶翻譯了。

  「我們帶來了條件。」今井說道:「由這三個條件中,充分表現了日本希望與中國旗等提攜的誠意,第一個是關於撤兵問題。揚子江以南,立刻可以撤兵;稍後是華北。」

  「你看怎樣?」「舒先生」問姓張的外交官——外交部專員。

  「滿洲怎麼樣?」張專員逕自用日語發問。

  「滿洲國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今井答說:「第二個條件是,國民政府必須正式承認『滿洲國』。」

  「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舒先生」經由張專員的翻譯以後,斷然決然地答說。

  「關於國民政府承認『滿洲國』的問題,不過舊事重提而已。當貴方蔣作賓先生擔任駐日公使時,與近衛公爵商談調整中日邦交時,貴方對『滿洲國』問題,曾有過口頭的承諾。經過的情形,我還記得——」

  據今井說,一九三三年暮春,近衛公爵住在鐮倉新建的別墅中時,正好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亦因高血壓在那裡靜養;有一天蔣作賓帶著他的秘書丁紹仞去拜訪近衛——丁紹仞是近衛在第一高等學校的同學。

  從這次友誼性的拜訪以後,蔣作賓與近衛大約每個月會晤一次;談到中日邦交問題,兩人的意見漸漸接近,認為日本軍部想以武力征服中國,是對中國毫無認識的夢想。

  一九三五年夏天,中日兩國決定將公使升格為大使;蔣作賓即於此時回國,專程晉謁駐節成都、親自指揮剿共軍事的蔣委員長,將在日本與近衛及其它在野各派如頭山滿、秋山定輔等人懇談所獲得的結論,細細陳述。同時提出他所擬促進中日和平的具體方案。

  蔣委員長聽取了外交部門的意見,經過慎重的考慮,批准了蔣作賓的方案,於是仍派丁紹仞攜回日本,轉交已移居輕井澤的近衛。

  這方案的主要內容,共為四點:第一、東北問題,中國暫置不問。第二、中日關係於平等基礎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與東三省有關者暫時除外。同時停止自以為優越的宣傳;中國停止排日教育。第三、以平等互惠原則,展開經濟提攜。第四、在經濟提攜的基礎上,締結軍事協議。

  今井追述到此,作了補充說明:「當時締結軍事協議,即是為了共同防共;如果能到達這個階段的合作,蔣委員長曾表示準備親自訪日,與我們的軍事當局商談。至於所謂『東北問題,中國暫置不問。』即是事實上的承認。」

  「不然,這是作為一個懸案」,張專員又說:「而且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形勢根本不同。」

  「舒先生」彷佛聽說過有這麼一回事,便故意問道:「我想請今井大佐告訴我,近衛公爵接到這個方案以後,如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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