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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那時有好些人受過「北平李麗」的惠；而受惠最深的，卻是梅蘭芳，他曾「降尊紆貴」，陪「北平李麗」唱過戲，就因為這一重粉墨因緣，「北平李麗」在矢崎面前極力稱頌，梅蘭芳亦成了矢崎公館中的座上客。但是，矢崎無法逼他再出現在舞臺上；這便是「北平李麗」的衛護之功——梅蘭芳特意留起一撇小鬍子；梨園行蓄此與「剁網巾」，皆是不再唱戲的決絕表示。倘非「北平李麗」不能任他「蓄髭明志」。

　　再有一個便是影后蝴蝶；據說是日本軍方曾特別下令保護。她亦經常出現在矢崎的公館中，終於獲得通行上的方便，悄悄潛返內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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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顏惠慶坐船以外，其餘香港大酒店中的高級俘虜，都坐日本所派的專機，飛抵上海。平時正是「江南三月，草長鶯飛」的時候。

　　這些名流到達上海的消息，已在日本軍部控制之下的報紙，是不准登載的；但在私底下——汪政府的要員及上海的「上流社會」中，卻很引起了一番熱鬧；訪客陸續登門，細敘契闊、悲歡雜陳。一陣接風壓驚的應酬過後，情緒慢慢平靜，便有許多正事要談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三個人，亦都是銀行家，一個金城銀行的董事長周作民；一個是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還有一個是久任銀行公會秘書長的林康侯。周、唐二人是周佛海的舊交，與周作民的關係，更為密切，當然無話不可談。

　　「太平洋戰爭一起，首蒙迫害的就是我們東南財賦之區；軍需供應，尤其是糧食，日本人搜括得很厲害，自己劃定了一個『軍米區』。民以食為天，如果一旦民食供應不上，不知會成為甚麼局面？」周佛海問說，「作民兄，你有甚麼好辦法？」

　　「在這種一面倒，又是軍事大帽子往下壓的情況之下，能想出辦法來，已經很好了；那裡還談得到好辦法；我看，唯一的辦法是：與其你來做，不如我自己來做？自己做，總還有騰挪閃避，甚至暗中掣肘的餘地。不過，」周作民特別強調，「不管怎麼做，總要先取得重慶的諒解。」

　　「那是一定的。」周佛海點點頭說：「你的原則很好；我讓他們去擬好了辦法，再跟你來請教。」

　　周佛海召集專家，擬定了一個「全國商業統制委員會」的組織規程；下面又分米糧、紗布、日用品等等專業委員會。所謂「統制」，對日本人的說法是配給之意；以有限的物資，作最經濟的分配。日本方面不但表示同意，而且要求儘快成立；因為對「統制」二字，各有會心，在他們看，可以利用這個委員會有效達成搜刮的目的，何樂不為。

　　依照組織規程的精神，此一統制會是商界自動自發的組織，因此，負責人便須從商界中去找。上海從杜月笙、虞洽卿、王曉籟等人一走，崛起了另一批聞人，其中年高德劭，以聞蘭亭為首。

　　他是江蘇常州人，這年高夀已七十有三，但精神矍鑠；清臒的身材，撇一部銀髯，真有仙風道骨之概。他的本行是紗布，民國十年以前，便已嶄露頭角，擔任華商紗布交易所的理事長；又是上海最大的一家交易所，虞洽卿所辦的證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務事理。一生敬業樂群，賦性淡泊，但對社會福利事業，頗為熱心，所以物望甚高。只是以前有杜月笙、虞洽卿在，聲光不免被掩而已。

　　周佛海根據上海商界鉅子的反應，決定請聞蘭亭出山。他是茹素念佛的，周佛海特地精治了一席素筵，而且請了好些有名的「居士」作陪，提出要求，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話作個敦勸的總講；聞蘭亭慨諾不辭，不過他有個附帶條件，要請兩個人幫他的忙，至少也得是兩個之中的一個。

　　一個就是剛由香港回上海的林康侯。他是上海本地人，進過學，即是一名秀才，前清末年，做過南洋公學小學部的校長，以後又參加《上海時報》，做過主筆。平時各省都在提倡自辦鐵路，林康侯與當時一班立憲派的名流，創辦蘇州鐵路，又跟「梁財神」——梁士詒組織新華儲蓄銀行，自此棄儒習賈，在交通金融事業上，有過一番作為。

　　民國十七年開始，林康侯一直擔任上海銀行公會的秘書長，金融鉅子，無一不熟，而且做事任勞任怨，不矜不伐。有此兩項長處，聞蘭亭覺得他是最理想的助手。

　　再一個是大陸銀行的葉扶霄，與聞蘭亭的交情極好；但交情是交情，做人是做人，葉扶霄不願蹚渾水。所以最後是林康侯經不住各方勸駕，覺得盛情難卻，做了「商統會」的秘書長。

　　秘書長有了，便須物色所屬的五個專業委員會的負責人；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米糧統制委員會。聞蘭亭與林康侯，不約而同地都看中了一個人。

　　此人叫袁履登，籍隸浙江寧波，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第一屆的畢業生，除了創辦寧紹輪船公司、寧紹保險公司以外，一直擔任公職，並有兩個頭銜，一個是納稅華人會的理事，彷佛民意代表；一個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華籍董事，對於公共租界的設施，是有發言權的。這兩個公職，造成了他在上海灘上的特殊地位。加以為人和平敦厚，樂於助人，所以聲望很高。

　　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公共租界，工部局當然要改組，英美籍的董事，一律送入集中營；原來的日籍董事岡崎，成為總董；袁履登也水漲船高，被推為副總董，但權力卻反不如前，因為工部局的董事會已經有名無實，難得開會，就開會亦只是聽岡崎一個人大放厥詞，根本無他人置喙的餘地。

　　袁履登之出任米糧統制委員會主任委員，自須先謀之於岡崎；同時提出條件，必須按起配給「戶口米」。岡崎表示，這個條件他也同意，然而無法作主，要取得「登部隊」的許諾。

　　岡崎又提出一個要求，想請袁履註銷任保甲委員會主任委員，徹底清查上海的戶口。這件事與食米配給有密切關係；袁履登是無法推辭的。不過，趁此機會，卻可以提出一個條件，不得再有封鎖的情事發生。

　　原來當日軍剛入租界時，常有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或者只是激于義憤的愛國情緒，每每伏擊「皇軍」及漢奸，只要某一地區發生暗殺事件，預先安設好的警鈴一響，日本憲兵立即出動，用麻繩圈出事地點四周，成為局部封鎖地區。真所謂「畫地為牢」，在「牢」中的住戶商品，不准有人外出；路人則在原地停止，聽候檢查「良民證」。無辜被捕的不知凡幾；幸而通過檢查的，也並不能立刻恢復自由；對鎖自幾小時至幾星期不定，甚至「真凶」既獲，猶不解除封鎖。這是從納粹那裡學來的殘酷的懲罰手段；目的是要使得愛國志士，想到一出了事，便會連累無辜、同胞，飽受失卻行動自由，以及生活必需品無從補給的痛苦，因而踟躕罷手。

　　袁履登所提出的兩個條件，日本軍方自非允許不可；因為他們亦已看出來，中國人適應環境的本事最大，任何高壓手段，只有引其中國人更多的痛恨，更堅持不屈，恰好與他們希望軟化中國人的目標，背道而馳。倒不如略為寬大處理，反可以省卻許多麻煩。

　　平時的袁履登亦已古稀之年，因此與聞蘭亭、林康侯，為人合稱為「三老」。這「三老」幾乎每天都會見面；因為不是被請去證婚、就是被邀剪綵，每人每天至少有五六個應酬，筵席上一定會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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