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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在華麗明亮的大客廳中，首先被請來談話的是老外交家顏惠慶。經過岡田的介紹，後宮與酒井都很客氣地道了仰慕之意。然後由後宮發問：「請問顏博士，你對太平洋戰爭的看法如何？」

　　「此一事件發動得太突然，我事先毫無研究，無法推斷將來的結果。」

　　「是不是可以請顏博士對我們作一點具體的建議？」

　　「戰區如此遼闊，牽涉的因素如此複雜，像這樣的戰爭，是有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顏惠慶又說：「光憑報紙上的一點消息，不能讓我充分瞭解整個情況，所以很抱歉，我實在無法提供任何具體的建議。」

　　「那末，對於國民政府的宣戰呢？」後宮問說：「顏博士是否認為會影響中日之間和平的達成？你看，有多少宣戰的理由？」

　　顏惠慶仍舊用閃避的態度：「國民政府宣戰的消息，我是間接聽到；正式檔，未經寓目，歉難列舉宣戰的理由。」

　　「再請問顏博士，你對未來有甚麼希望？」

　　顏惠慶想了一下答說：「中日軍事衝突，已逾四年，雙方的損失都很慘重。中國的難民，最低的估計，亦已超過一〇〇〇萬；物資上的毀棄，更無從計算。可是現在戰區日益擴大，這是最不幸的一件事。個人年事已高，希望能有重睹升旗的一日。」

　　這是極好的一篇外交詞令，最後一句話，可以解釋為贊成中日全面和平；也可以解釋為日軍全面撤退。說戰區日益擴大為不幸，即表示希望日本不再向國軍防守區域進攻；亦有指責日本軍閥窮兵黷武之意。言婉而諷，經過翻譯傳達後，後宮與酒井都頻頻點首，是稱許的模樣。

　　「顏博士，」後宮開始遊說了，「以你的經歷及經驗，如果能夠參加政治活動，對於達成你早睹升旗的希望，一定大有幫助。我們樂於見到你出山。」

　　「多謝盛意。」顏惠慶從容答說：「我以衰病之身，從辭去駐蘇大使以後，就決定退休，至今七年，不但無意再入仕途；而且與實際政治也脫節了。暮年歲月，惟有從事文教及慈善事業，服務社會、略盡國民一分子的責任而已。我過去在北京政府，參加內閣，辦理外交，前後二十年，自愧建樹不多；現在年邁力衰，就想為國效勞，亦勢所不許。」

　　「照顏博士所說，如果有文教及慈善方面的工作，你是樂於參加的？」

　　「是的。」顏惠慶加強語氣補了一句：「必須是非政治性的，純粹屬於社會自發的！」

　　談到這裡，後宮向酒井問道：「閣下有甚麼事，要向顏博士請教？」

　　「我想請教顏博士，對於促進中日兩民族間真正的親善，有何高見？」

　　「此事不是三言兩語說得盡的。」顏惠慶閃避著說：「將來如有所見，一定會提供當道作參考。」

　　談話到此告一段落，送走顏惠慶，請來陳友仁，繼續再談。

　　由於事先已看過陳友仁所寫的「自傳」，知道他是「親蘇派」，所以談話也便集中在這方面，後宮問道：「陳先生，你對史達林的看法如何？」

　　「我沒有跟史達林接觸過；我想這個問題最好由松岡洋右去回答。」陳友仁用英語回答。

　　一開始就是深刻的諷刺，松岡洋右與史達林在莫斯科車站擁抱那一幕，日本軍人大都引以為恥。所以後宮與酒井，相顧嘿然，出現了難堪的沉默。

　　「陳先生，」岡田芳政打破了沉默，「聽說你一向與蔣介石先生不和——」

　　「不！」陳友仁有力地打斷了他的話，「中國是團結的。蔣先生現在領導整個國家，為了民族的生存作難苦的奮鬥，我對他只有敬重。」

　　「那末，陳先生，你為甚麼不參加國民政府工作呢？」

　　「並不需要參加政府工作，才能表示敬重蔣先生。」

　　話有點說不下去了。酒井的臉色很難看；岡田深怕鬧到不歡而散，破壞了這一次特為來籠絡目的。

　　後宮略一頷首，隨即問道：「陳先生，如果我們釋放你，你願意到那裡去？」

　　「如果是釋放，我有我的自由，希望到那裡去，不必告訴你。倘或你們仍舊當我是俘虜，到那裡去都沒有我作主張的餘地，也就不必多說了。」

　　態度始終是如此傲岸！但後宮亦起能忍耐；用解釋的語氣說：「陳先生，你誤會了，我們的意思是，你願意到那裡去，告訴了我們，好替你準備交通工作。」

　　陳友仁想了一下答說：「上海雖已淪陷，但照國際公法，仍舊是中國的領土。我願意回上海。」

　　即使想赴內地，也必然說是願意到上海；到時候再設法轉道，比在香港、九龍要方便得多。事實上，日本軍方，也已作了決定，這批高級俘虜，以移送到上海，最為妥當。

　　這期間，南京、上海方面，不斷有人派來，而目的不同。來自南京的，自然是汪政府的特使，希望爭取有份量的在野名流，金融巨頭，參加「和平運動」。這個工作沒有成功，但也不是完全失敗；有些人已作了口頭承諾，只以日本軍方要聽東京的指示，一時還不能將願意參加汪政府的人，交給南京來人。

　　來自上海的，情況最複雜，有受杜月笙之命，到香港來營救「老朋友」的徐采丞；也有「七十六號」派人「抓人」的。最大的一個目標是陶希聖，但他早已舉家混入第一批疏散到曲江的難民隊伍中，間關抵達「行在」了。

　　香港大酒店中的羈客，能恢復自由的，只有三個人，一個是許崇智，他與新任香港總督磯谷廉介是老朋友，而且在表面上，日本人「交代」他做的事，很巧妙地都敷衍過去了，所以提前釋放。

　　一個是胡文虎。他在香港雖只有一座「虎豹別墅」與一張報紙；但在南洋一帶，事業甚多，號召力亦不小，日本人有用得著他的地方，自然特加青睞。

　　再有一個就是曾雲霈，他是留日出身；當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時代，很得意過一陣子；在日本閣員級的要人中，朋友很多。而且十幾年來，他亦未曾參加實際政治工作，生活靠蔣委員長迎段南下，月飯二萬元中，分潤維持；段祺瑞一去世，境況更窘。這些情形，日本人是諒解的；因而寬大處理放他一條生路。

　　除此以外，另有三個人受到特別優待。第一個是「北平李麗」；雖然美人遲暮，但風華如昔，典型猶存，廣東特務機關長兼任香港民政長的矢崎，一見驚為天人，傾倒不已。於是「北平李麗」成了香港名女人中的名女人。她本來以手面豪闊出名；這一來更得暢行其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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