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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的故事(5)


  於振很運氣,取在一等之末,複回翰林院當編修。清朝以狀元而應詞科獲高第,具此雙重資格者,只於振一人。老師提拔,是其主因,于振的狀元,原就是張廷玉取中的。

  到了第二年——乾隆二年丁已,於家又有喜事。于振之子於敏中,殿試一甲一名。高宗很欣賞於敏中,乾隆二十五年入軍機後更是大紅大紫,他一直掌度支,三十八年晉文華殿大學士後,仍兼戶部尚書。所當過的差使都是闊極一時,如四庫全書館總裁、上書房總師傅、翰林院掌院。又因平金川,他以參贊廟謨之功列為功臣,賞戴雙眼花翎,圖形紫光閣,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身後並得諡文襄,文臣非有安邦定國之功,不能諡「襄」,在他以前諡文襄者,只有一個洪承疇。

  于敏中卒於乾隆四十四年,享年六十六歲,而生前之榮忽然轉變為身後之哀。事實上他的死因,便很可疑。據說於敏中以微疾告假時,高宗遺醫診視,忽賞「陀羅經被」,這是來自西藏喇嘛,歿後覆蓋於棺中的殮具,凡一二品大臣歿于京師者,例賞陀羅經被,不是甚麼希罕的榮典。因此,傳聞高宗賜此被于於敏中生前,是暗示他自裁。

  於敏中身後,兩次嚴譴,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一年,高宗讀嚴嵩傳,想到乾隆四十六年「甘肅捐監折收」一案,於敏中庇護乾隆朝有名的貪官王亶望;恤典中原曾入祀賢良祠,此時降旨撤出。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國史館進於敏中傳,高宗複又想到於敏中結交太監的往事,命將於敏中之孫所承襲的輕車都尉世職撤革。

  高宗何以追論舊惡如此?已覺可怪。近年讀孔德成先生令姐孔德懋女士所著《孔府內宅軼事》,探究有關史料,發現高宗與於敏中之間,有一種特殊的私人關係。

  《孔府內宅軼事》中有一章,標題為「公主下嫁孔府」,一開頭就說:「衍聖公的兄弟不能住孔府,要搬到外面的十二府中去住,但在孔府裡卻世世代代住著一戶外姓親戚,人稱『於官親』,住在東學,佔有一大片房屋院落。」

  這於官親是誰呢?就是于敏中的眷屬。孔府相傳:乾隆有個女兒,是孝賢皇后所生,對她十分鍾愛。這位公主臉上有塊黑痣,據相術說,這塊黑痣主災;破災的唯一辦法,是將公主嫁給比王公大臣更顯貴的人家,這就只有遠嫁孔府了。因為只有衍聖公可以在皇宮的禦道上和皇帝並行。皇帝到曲阜後,也要向衍聖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禮,這都是別的王公貴族所沒有的榮耀。

  乾隆第一次來孔府時,就說定將女兒下嫁孔府。但滿漢不能通婚,為了避開這個族規,乾隆便將女兒寄養在中堂大人于敏中的家中,然後又以于家閨秀的名義,嫁給第七十二代衍聖公孔憲培,孔府的後人稱她為于夫人。

  公主嫁到孔府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

  這段敘述,真假攙雜。清朝的家法極嚴,公主不可能寄養在大臣家,此且不論;要指出的是,高宗十女,孝賢皇后生第一女、第三女;第一女早殤,未封;第三女封固倫和敬公主,雍正九年生,乾隆十二年出嫁,年十七歲,此外,能養大的四、七、九、十等四公主,出嫁的年齡、非十六即十五。乾隆十三年三月東巡迴鑾時,舟次德州,孝賢皇后與高宗在一次激烈的衝突後,憤而投水自殺;然則于夫人如為孝賢皇后所出,至少應生在乾隆十二年、至乾隆三十七年、已二十六歲;斷無公主至二十六歲始出嫁之理。

  那麼,于夫人是不是高宗的女兒呢?是的。不過她的母親並非後妃;而是孝賢皇后之弟大學士傅恒的夫人。高宗與傅恒夫人私通,福康安就是高宗的私生子,這種公案,我曾有考證;孝賢皇后在德州自盡,亦就是醋海生波所致。

  因此,于夫人應該是福康安同父同母的胞妹。出生後即由於敏中認之為女,說是由於敏中之妾張氏所生,「東華錄」載乾隆三十七年上諭:「于敏中之妾張氏,于例原不應封,但於敏中見無正室,張氏本系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適衍聖公孔昭煥長子孔憲培,系應承襲公爵之人,將來伊女亦可並受榮封,張氏著加恩賞給三品淑人。」

  張氏受封的理由,完全說不通;而且大臣家的姬妾、皇帝又何以知其為「伊家得力之人」?說穿了一句話,無非酬謝其撫養「公主」之功而已。

  《孔府內宅軼事》中說,「公主」自恃「毓德高門」,與婆婆不和,想來脾氣不大好。於敏中死後兩次獲咎,很可能是「公主」告的狀;而於敏中微恙而蒙賜陀羅經被,暗示其自裁,則更可能是於敏中口舌不謹,洩漏了「公主」的身世之謎之故。

  七、狀元的兄弟

  清朝的文風,以乾隆年間為最盛,兄弟聯翩入詞林、膺鼎甲者,不一而足。主試大臣,所以能秉公取士者,高宗的英察,有極大的關係。

  乾隆六十年乙卯,以登極周甲、特開恩科。會試正總裁為左都禦史竇光鼐;取中的第一、第二兩本卷子,都是浙江人。另外兩名副總裁,認為浙卷連中兩本,似乎太多,最好換一本。竇光鼐以脾氣固執出名,當時表示「論文不論省」拒絕更換。及至填榜時,會元浙江湖州王以銜,第二名即其弟王以鋙。榜發後,群情譁然,說竇光鼐兩督浙江學政,事必有私。

  其時和珅的勢焰正盛,以竇光鼐的脾氣,是絕不會賣他的帳的。乾隆五十一年竇光鼐第二次當浙江學政時,奉命會同戶部尚書曹文埴盤查各州縣倉庫虧空。和珅關照曹文埴含糊了事,但竇光鼐不聽,單獨上奏,嚴劾不法州縣,平陽知縣黃梅假彌補虧空苛斂,母死之日演戲。高宗得奏震怒,特派首輔亦為軍機大臣領班的武英殿大學士阿桂,到浙江查辦。

  阿桂覆命,說黃梅九十歲老母生日演戲,當夜病故,竇光鼐所言不實。竇光鼐不服,奏明阿桂只是派屬員至平陽查訪,本人未到;竇光鼐則親自赴平陽覆查,取得黃梅勒派富戶的捐票,母死不肯發喪,託辭老母生日演戲,表示他並未丁憂,以便仍舊在任。於是阿桂二次赴浙查辦,這回證明了竇光鼐所奏不妄;黃梅斬決,阿桂等亦都得了處分。

  和珅在竇光鼐手中栽了這麼一個觔鬥,久思報復,這回機會來了,在高宗面前告了他一狀。高宗亦有些懷疑,覆試之日,稽察特嚴。及至名次揭曉,王以銜二等第四,王以鋙三等第七十一,覆試凡列等者,皆准殿試。和珅吹毛求疵,說會試卷子中,王氏兄弟都有「王道本乎人情」一語,就是關節。高宗便准王以銜殿試,王以鋙不准。及至殿試拆彌封,王以銜中了狀元,而讀卷官中即有和珅與主纂四庫全書的紀昀,高宗便說:「這莫非亦是你們給了王以銜關節?」至此,他確信竇光鼐無私,和珅原想借此興起大獄,傾陷竇光鼐,亦就變成枉費心機了。

  除了王以鋙、王以銜弟兄會狀外,還有弟兄狀元榜眼,更為難得。最不可思議的是,哥哥先成榜眼,而弟弟確信後來居上,必中狀元,果如所言。

  哥哥是莊存興,江蘇常州人,乾隆十年乙丑正科榜眼。弟弟叫莊培因,當莊存興得鼎甲後,莊培因賦詩有句雲:「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宋祁。」

  宋朝宋郊、宋祁並稱「二宋」,以大小為別。莊培因以小自居,但當年的狀元則是大宋;所謂「他年令弟魁天下」,無非自勉更要爭氣,以期媲美二宋之意,並不算狂妄,而莊培因的妻子便小氣得可議了。

  原來向例三鼎甲得于住宅前建立旗杆,莊存興中榜眼後建旗杆於住宅之東,莊培因之妻,即指莊存興「不留餘地」;因東居上首,而莊氏兄弟尚未分炊,如莊培因大魁天下,建旗杆於西,豈非狀元屈居於榜眼之次?

  這話有沒有道理呢?不妨拿李鴻章兄弟間的一個故事來比較。光緒二十二年,李鴻章奉派為賀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特使,由北京抵達上海,候船放洋。上海道以下的在滬官員,公宴李鴻章于天后宮行轅;其時適李鴻章之兄,卸任湖廣總督李瀚章亦在上海,因而亦成為被邀貴客之一。李瀚章先到,坐于次席,李鴻章後到,昂然獨居首座。事後有李氏兄弟門下微言以諷,認為「二先生何妨對大先生略讓一讓」。李鴻章斥之為「公私不分」,他說:「今天是上海官場公宴,非私人應酬可比。我是當朝首輔,又是欽差;如果我論私情,讓大先生居我之上,朝廷體制何存?」

  就此公私之辨而言,顯然莊培因的妻子,大錯特錯。狀元雖貴,只是一人一家之榮,既言家庭,長幼有序,弟不可居兄之上,而且科名講先後,莊存興早于莊培因四科,不論兄弟,亦是前輩。何況殿試人數,常在三百人左右,其中變數甚多,何能有必中狀元的自信?所謂「不留餘地」之說,實在是很荒唐的。但造化弄人,居然說大話兌了現,以致荒唐的指責,變成振振有詞而已。

  此外狀元的兄弟而居鼎甲者還多,最難得的是「昆山三徐」,順治十六年狀元徐元文、同胞兩兄幹學、秉義,皆為探花。至於彭定求之弟彭甯求,潘世恩之弟潘世璜;張之萬之弟張之洞亦皆為探花,但亦皆為堂房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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