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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家(13)

　　因此，孔繼汾的考定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為突破司馬遷以來，一千八百餘年陳陳相因、固結不解的謬誤，就學術的觀點而言，真是值得浮一大白的快事。可惜，這份非凡的成就，竟因帝制的淫毒而埋沒不彰，直至民國四十一年，帝制早不存在，而猶不得昭雪，受到應有的珍視，令人扼腕三歎！

　　孔繼汾的《闕裡文獻志》，在他生前死後，皆獲得高度的評價，如七十一代衍聖公孔昭煥序雲：「門分類別，薙繁辨誤，言不越六十萬而二千三百餘年之事，燦然大備。」所謂「辨誤」，最要者莫如孔子的生年。而此書於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進呈御覽，書前附有「進書摺子」。如眾所知，乾隆是最喜歡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的，如孔繼汾「辨誤」的理由不夠充分，孔昭煥即不敢貿然進呈，否則輕則遭乾隆駁斥訓誡，重則可以誣罔論。

　　至於身後，由於孔繼汾此作，成為禁書，罕見流傳，四庫全書固摒而不錄，私人著作中亦未見有論述者，直至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始見鐘鼎文化出版公司據初刻本景印，孔德成先生做學問的同道，且為知友的屈萬里先生，為此書作跋，以為在所有專述闕裡文獻之作，「網羅弘富，剔抉精審，卓然邁越前修者，則止堂先生此書是已。」

　　「止堂」為孔繼汾別號，屈萬里先生根據他所能獲得的資料，述其成書經過如此：「其輯是編也，參稽群書，提要鉤玄無論矣；即殘編脫簡，金石斷爛之文，亦莫不掇拾摩娑，手自著錄；又複稽之故家遺老，以辨證所聞；凡曆十六載而後成。搜討之勤如此，撰述之慎又如此！」這樣一部書，如還不能獲得肯定，試問，學術的是非何在，人間的公道何在！

　　十、重新認定孔子的生日為國曆十月九日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亦即周靈王二十年，周正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應已成為無可爭議的定論。這一天推算為國曆，應是雙十國慶前一天的十月九日。

　　程發軔教授所提出的「孔子誕辰換算為國曆九月二十八日之說明」全文載於民國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中央日報，最後一節為「三種推證」：即用「儒略周日」、「庚子干支」、「諸宿七曜」三種方法，推算以證明魯襄公二十二年周正十月二十七日庚子，換算國曆為九月二十八日。其第三種「諸宿七曜」為推算星期，暫置勿論，我現在用同樣的方法，來推證魯襄公二十一年周正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為國曆十月九日。

　　一、程發軔說：「孔子誕生之日（襄公庚戌年國曆九月二十八日）為儒略周日一五二〇四四七日，今年（民國四十一年壬辰）國曆九月二十八日之孔誕，為儒略周日二四三四二八四日，兩數相較為九一三八三七日，是孔子自降生到今年孔誕共九十一萬三幹八百三十七日，以癸卯元之歲實除之，恰為二千五百另二周年，而無餘日（小餘在前算八二六一三六五內），是為日數與年數之密合，自不能有一日之增減。」

　　高陽說：我亦以民國四十一年為推算的座標，孔子誕生之日（魯襄公己酉年國曆十月九日）為儒略周日一五二〇〇八七；民國四十一年壬辰國曆十月九日孔誕，為儒略周日二四三四二九五，兩數相較為九一四二〇八日，是孔子降生至是年誕日，共九十一萬四千二百另八日，以雍正癸卯元之歲實除之，恰為二千五百另三年，而無餘日（小余在雍正癸卯所算之八二六一三六之內），是為日數與年數之密合。

　　按：日月運行，不能恰如曆法所定的日與時故年有餘日，謂之大餘；日有餘分謂之小余，積余成閏，但陰曆積大餘，陽曆積小餘，凡在九百四十分以下，皆暫可不記。茲將程發軔說與高陽說的資料，列逆推的公式如下：

　　A913837÷2502∥365.2426
　　B914208÷2503∥365.2449

　　以上AB兩式的小餘，僅差零點零零二三分，則以照孔繼汾的考定，孔子得年七十四，而司馬遷將他少算了一歲，一年之差，小餘亦隨之而小了。

　　二、程發軔說：「孔子生於庚戌年周正十月庚子日，以六十甲子除九一三八三七日，得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個甲子周，尚餘三十七日，由庚子順數至三十七日而為丁醜，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其干支恰為丁醜日，是為日與干支相合。」

　　高陽說：孔子生於己酉年周正十月庚子日，以六十甲支除九一四二〇八日得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六個甲子周，尚餘四十八日，由庚子順數至四十八日為戊子，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九日，恰為戊子日。

　　談論至此，產生一個既嚴肅亦有趣的問題，為學如積薪，後來居上，譜錄之作，向來後勝於前，亦幾成定則，那麼，既有孔繼汾這部較孔宗翰進步之作，何以不用？

　　我以為這「不用」絕非故意摒拒，而是根本未經寓目。其時正當倉皇播遷，喘息甫定，文物未備，而《闕裡文獻志》既為禁書，除非藏有此書且為有心人，才會攜帶來台；程發軔教授一定未見此書，否則，考據以新說易舊說，必先破而後立，孔繼汾既已否定了《孔子世家》所記，則程發軔以為孔繼汾主谷梁所記為不足據，理應先有所破，而竟隻字不提，可見根本不知有孔繼汾之書。

　　有趣的疑問是，孔德成先生是否知有此書？我想一定知道的，知而不言，其故何在？或許孔先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衍聖公府最重家法，《闕裡文獻志》既成禁書，為孔憲培下「牌令」收繳，任何人不得收藏，自亦包括衍聖公本人在內；如孔德成先生出示祖遺此書，豈不表示孔憲培先已知法犯法？是否有此層難言之隱，姑作懸揣，要請孔先生賜答解惑。

　　現在回到嚴肅的一面，儒非宗教，但孔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與耶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同等，日本、德國皆有奉祀孔子的殿堂。孔子的年齡對於漢學界的研究工作，有相當的影響關聯。學術為天下之公器，歷史以求真為依歸，司馬遷所造成的謬誤，既經孔繼汾廓而清之，乃複以乾隆的淫威而使得已告澄清的真相，重受蒙蔽，政府主管教育文化的部門，以及學術界人士，允宜對孔子的年齡及生日，重新考正認定，透過適當的管道，明告天下，咸使聞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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