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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二

　　【第五部　胭脂井】

　　【七二】

　　在天津老龍頭火車站下了車，袁世凱不回小站的「新建陸軍」營地，騎著馬直馳金剛橋北洋大臣衙門，求見榮祿。

　　榮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並有個無可究詰而疑雲重重的傳說。大約二十年前，慈禧太后得了一場大病，御醫會診，束手無策，下詔命各省舉薦名醫。直隸總督李鴻章舉薦前任山東泰武臨道無錫人薛福辰，山西巡撫曾國荃舉薦現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杭州人汪守正，進京請脈，診斷慈禧太后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細心處方，漸有起色。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順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為了地邇宮禁，診治方便。

　　照歷來的規矩，帝后違和，所有脈案藥方，逐日交「內奏事處」，供大臣閱看。有那深諳醫道的人，總覺得脈案極其高明，處方並不見得出色，甚至有時候有藥不對症的情形。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種不能告人的病：小產血崩，經水淋漓。皇太后小產是天下奇聞，御醫相戒，三緘其口，處方下藥，亦就無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讀書做官的，胸中別有丘壑。病症是看出來了，既然說不得就不說！託名症象相似，由積勞積鬱而起的「骨蒸」，卻將治小產血崩、經水不淨的藥，隱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用「說真方、賣假藥」的訣竅，對症下藥，果然收功。

　　這就又出現了一個疑問，如果說慈禧太后是武則天，誰又是「蓮花六郎」？眾口耳傳，就是這位豐神俊逸、最講究衣著的榮祿。

　　但是，二十年前的榮祿，並未因此加官晉爵，反倒失意了。當時南北兩派勢如水火，南派領袖沈桂芬與軍機大臣大學士寶鋆，合力排擠附于北派領袖李鴻藻的榮祿，找個過錯，交部議處，將榮祿山俗稱「九門提督」的步軍統領，一降而為副將。榮祿很見機，引疾奏請開缺，閉門閒居，到光緒十二年才外放為西安將軍。

　　這是個閑冷的缺分，倒虧他能守得住，一干八年，直到光緒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進京祝嘏。正好恭王複起，重領軍機，深知榮祿幹才，保他重回步軍統領衙門，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第二年調任兵部尚書。就此扶搖直上，再下一年升協辦大學士。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在四月二十三，皇帝下詔「定國是」，決意變法維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后授意，升榮祿為文淵閣大學士，實授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直隸總督號為「疆臣領袖」。但是，這個缺分的重要，在於兼領北洋大臣，而從光緒初年，李鴻章督直，一意講求堅甲利兵以來，北洋更掌握了舉國主要的兵力，成了真正的「疆臣領袖」。慈禧太后派榮祿出鎮北洋，勒兵觀變，下的是一著足以制新黨死命的狠棋！

　　榮祿手下有三員大將。一個叫董福祥，字星五，甘肅固原的回子。同治初年，西北回亂，董福祥亦是其中的頭目之一。後來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將領劉松山所敗，投誠改編，反而在平回亂中建了大功。如今官拜甘肅提督、加尚書銜、賞太子少保。所部稱為「甘軍」，是一支驍勇善戰而風紀很壞的騎兵。

　　再一個是聶士成，字功亭，出身淮軍，是李鴻章的小同鄉。甲午年朝鮮東學黨作亂，中日同時發兵援韓，聶士成隨提督葉志超率師東渡，以孤軍守摩天嶺，設伏大敗日軍，陣斬日將富剛三造，算是淮軍的後勁。又通文字，曾匹馬巡邊，著《東游紀程》，亦算是儒將。所部號為「武毅軍」，半仿德國式的操法，實力頗為可觀。

　　再一個就是袁世凱。甲午中日之戰以後，他雖保有浙江溫處道的實缺，卻不願赴任，因為道員升監司、升巡撫，起碼也得十年的工夫，功名心熱的袁世凱，一心只想走一條終南捷徑。於是上個條陳，主張練一支新軍，以矯綠營的積弊。當國的李鴻藻和榮祿，接納了他的建議，招募了七千人，就天津以南，土名小站的新農鎮上，淮軍周盛波的舊壘，屯駐操練，名為「新建陸軍」，洋鼓洋號，壁壘一新，深為榮祿所欣賞。

　　升任為直隸按察使的袁世凱開始在小站練兵，是光緒二十一年冬天的事，三年下來，卓然有成，因而為康有為所看中了。這年六月間，就派人到小站來活動，袁世凱裝傻賣呆，根本不容說客有啟齒的機會。這樣到了七月裡，新政展布，如火如荼，皇帝乾綱大振，新黨氣焰愈盛。最令朝中大老側目的是兩件事：七月十九，禮部主事王照專折參劾本部堂官懷塔布、許應弢等阻撓他的條陳，不願代奏，結果禮部滿漢尚書、左右侍郎，奉旨一律革職。京中各衙門的長官，稱為「堂官」，部裡滿漢尚書、侍郎共是六員，通稱「六堂」，這禮部六堂，盡皆革職，與光緒十年恭王以下的軍機大臣，全班被逐，都是有清開國以來，史無前例的事。

　　另一件是七月二十上諭：「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一切大政，都由「四京卿」擬議，發號施令，亦由四京卿擬上諭交內閣明發，或交兵部寄遞各省。這等於皇帝另外組織了一個政府，原來的軍機處，就象雍正七年以後的內閣一樣，變成有名無實了。

　　於是舊黨，實在也就是後黨，通過各種途徑向在頤和園頤養的慈禧太后進言，非採取決絕的手段不可。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一無表示。

　　到了七月二十六，突然有一道電諭：「命直肅總督榮祿，傳知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袁世凱是七月二十九到京的。

　　這天，八月初五回天津，前後在京逗留了七天。

　　「恭喜，恭喜！」榮祿一見面就道賀，「我已經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諭了。」

　　原來八月初一有上諭，嘉許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這不但使得袁世凱一躍而在一二品大員之列，並得專折奏事，直達天聽。這是所謂「大用」的開始，非尋常升官可比，自然應該道賀。

　　可是袁世凱知道，在這道上諭中，榮祿最重視的是「責成專辦練兵事務」這句話，如今的兵權在榮祿手裡，也就是在慈禧太後手裡，而皇帝想假手于他奪太后的兵權，榮祿就必得為太后為他自己保護兵權。這道上諭一發，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後帝母子之間的衝突，已很少有調停的可能，而首當其衝的是自己，也是榮祿！

　　局勢如一桶火藥，而藥線在自己手裡，一旦點燃，如何爆出一片錦繡前程，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這個他從午前十一點鐘上火車，一直到此刻，五個鐘頭的考慮而始終不能委決的大疑難，是到了必須作決定的時候了。

　　事機急迫，無從考慮，唯一的辦法就是用他平時信服實行的八字真言：見風使舵，隨機應變。

　　心裡閃電似的在轉著念頭，口中還能作禮貌上的酬應，「這都是大帥的栽培。」說著，垂手請了個安，表示道謝。

　　「不敢當，不敢當！皇上的特達之知，于我何干？」榮祿問道：「京裡的天氣怎麼樣？」

　　此時而有這樣一句最空泛的寒暄，大出袁世凱的意料。不過略想一想，不難明白，此正是榮祿存著戒心之故。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的回答，老老實實回答最好。

　　「到的那天下雨，這幾天很好。不過早晚已大有秋意了。」

　　「嘿，你住在那裡？」

　　「住在法華寺。」

　　由此開始，榮祿接連不斷地，只談些毫不相干的閒話。這種深沉得不可測的態度，使袁世凱大起警惕，如果再這樣敷衍下去，榮祿會怎麼想？他一定是在心裡說：這小子，不知道在打什麼主意？居心叵測，再不能信任了。

　　這樣一想，立即向左右看了一下，趨前兩步，輕聲說道：「世凱有幾句緊要話，密稟大帥。」

　　榮祿聲色不動，只側臉揮一揮手，說一句：「都出去！」

　　於是裝水煙的聽差帶頭，所有的侍從都退出簽押房外，站得遠遠地，袁世凱便即雙膝一跪，用痛苦的聲音說道：「世凱今天奉命而來，有件事萬不敢辦，亦不忍辦，只有自己請死！」

　　榮祿笑了。「什麼事？」他問，「讓你這麼為難？」

　　「大帥請看！」

　　接過袁世凱袖中所出一紙，榮祿一看是朱諭，不覺一怔，但立即恢復常態，坐在原處細看。朱諭上寫的是「榮祿密謀廢立弑君，大逆不道！著袁世凱馳往天津，宣讀朱諭，將榮祿立即正法。其遺缺即著袁世凱接任。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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